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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年09月15日 06:05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人民日报
对话人：
本报记者 彭国华 杨学博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程恩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辛向阳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不仅让全国人民感到自豪，而且让国际社会发出赞叹。近年来，“中国模式”逐渐成为国内外热议的一个话题。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如果有，其内涵和特点是什么？如何看待“中国模式”？围绕这些问题，记者与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对话。
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
记者：目前，学界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上存在不同看法。有些学者甚至不认同这种提法，认为所谓“模式”是一种可以复制的样板，而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具有可复制性。对此应如何理解？
辛向阳：我们首先看一看“模式”这个概念。“模式”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模式”还可以被定义为事物内在机理的展开，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系统地体现着事物的本质属性。综合来看，“模式”主要有三层涵义和特征：一是内在性，即模式是一个事物内在本质的展现；二是外在性，即模式有许多外在的表现形式；三是可借鉴性，即模式可以供人们借鉴和学习。
再说“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中国既有许多成功的事实，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成就；也有许多成功的制度安排。这些事实的背后存在共同的、规律性的因素，而这些共同的、规律性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模式”是存在的。
记者：有些学者虽然不否认“中国模式”，但是认为“中国模式”还不成熟。对此又该如何看待？
程恩富：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模式”还不成熟，可能主要是基于这种考虑：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各方面大都达到较高水平，并且经历了长期的、不同环境的检验；“中国模式”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无论经济还是其他方面水平都还不高，而且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深刻变革中，很多方面还远未定型。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全面。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不一定都是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才基本成熟的，相反，它们都是利用相对成熟的发展模式大大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德国模式、日本模式等都是如此。我们认为，“中国模式”已经基本成熟，主要依据就在于无论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还是在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我国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比较成熟、比较定型的制度。
记者：也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模式”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成功经验的概括，不一定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应慎用这种提法。
辛向阳：我不同意“中国模式”概念是国外的专利。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多次提到“中国模式”。1980年5月，他在谈到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时曾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它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1988年5月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他又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 邓小平同志谈到的“中国的模式”，实际上就体现了对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方式的思考。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个别西方学者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是别有用意的，用意之一就是企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模式”中清除掉。因此，我们在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时，应鲜明地把它与社会主义紧密联系起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联系起来，与我们的远大奋斗目标紧密联系起来。
“中国模式”的内涵是什么
记者：关于“中国模式”的内涵，大家看法不一，具体表述多样。我们应该如何把握？
程恩富：目前，学界对“中国模式”的定义很多。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指新中国成立60年多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战略、政策、实践的过程和结果的总称。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对西方国家来说则更多的是价值理念问题。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而走出的一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
应该说，这些定义都有其合理性，但又都不够全面。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这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并按照这个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正确理解“中国模式”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准确把握“中国模式”应当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模式；第二，它是社会主义的模式；第三，它是发展中大国的发展模式。
记者：请具体谈谈“中国模式”的内涵。
程恩富：“中国模式”在经济建设上主要体现为“四主型制度”。一是公有主体型的多种产权制度，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这表现在资本结构、就业结构、GDP结构、税收结构、外贸结构等多方面。二是劳动主体型的多种要素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并重的制度。三是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即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在廉洁、民主、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作用。四是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即处理好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效利用本国资本的关系，不断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中国模式”在政治建设上体现为“三者统一、四层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模式”在政治上的本质体现。党的领导在“三统一”中起着核心作用，它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基础条件和广阔空间。这体现为“四个确保”：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科学架构，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高效运行，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有序参与。人民当家作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目的，意味着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一切权力要服从于人民，一切权力都要接受人民的监督。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不是离开党的领导的依法治国，也不是离开人民当家作主的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体现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基本思想，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有序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有机统一的：党的领导的根本目的就是依法领导人民实现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在党的领导下和法律基础上的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下和人民群众监督下的依法治国。
“中国模式”在文化建设上体现为“一个体系、两个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始终坚持以改革创新和科技进步为动力，大力破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在根本要求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具体举措上，坚持“六个一手”：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一手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壮大文化产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推动文化全面协调发展。在这一基础上，文化建设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两主体格局。
“中国模式”在社会建设上体现为“一个格局、一个网络、四个机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作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取得积极进展。首先，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不断健全。其次，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建立了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这也充分说明，我国在社会建设上正在形成自己的模式。
如何看待“中国模式”
记者：有人说，“中国模式”拓宽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途径，促进了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激发了人们关于社会制度的丰富想象。我们应当怎么看这种观点？
辛向阳：“中国模式”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比如，印度总理辛格2008年就说过，中国的改革推动了印度的发展。他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外经济开放使中国深深受益，也使印度深深受益，印度正在发生着变化。中国的成功是促进变化的一种动力。在中东，“中国模式”受到一些国家的高度肯定。2007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已成为许多中东国家学习的榜样，作为一个在国际上拥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中国的声音在这里备受尊重。” 在美国，也有学者总结了“中国模式”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从实践意义看，“中国模式”也许不完全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毕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值得他们思考；从理论意义看，“中国模式”颠覆了公有制企业没有效率的传统观点、新兴的大国必是好战和富有侵略性国家的论点以及经济发展必将导致西方式民主的定论。
但是，对于国际上的一些赞美之词我们应当保持清醒，不能头脑发热。因为虽然“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些借鉴，但从根本上说，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每个国家都应当探索和选择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记者：从现实来看，“中国模式”也受到一些质疑。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程恩富：不可否认，在我国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不少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有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我们尤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而道远，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众多而复杂。从国际上看，中国的快速发展也与个别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利益冲突，甚至引起一些国家的恐慌，近年来趋于增多的国际贸易摩擦便是明证。因此，我们要理性看待“中国模式”，特别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既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又坚持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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