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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王敏）他的生活，原本离我们很远。
在乡村城市大街小巷，人们享受着生活，似乎没有必要去了解他，认识他，记住他。
他活着时，也从没想过让人们记住他。所在单位宣传干事辗转找他采访时，他总是婉拒，他说成绩不属于他，属于整个团队。
他的一生，活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是一介书生，用自己的毕生智慧和心血，矢志报国、忠贞不渝；他更是一位勇士，几十年默默为国铸造“神剑”，守卫和平，护佑家园。
两个半月前，他走了，永远离开了他的“战场”。
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前，社会各界两千多人来为他送行，人们鞠躬、敬礼，眼噙热泪。长长的吊唁队伍，排头打出“雷震海天”，是在向他的一生致敬，更是后来者的接力前行！
他是“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黄纬禄院士。
有一种信仰，深入骨髓、矢志不渝
摆在记者面前的是两张黑白照片，一张照片上，28岁的他在英国求学，西装革履、英姿勃发、春风得意；另一张照片上，晚年的他面容慈祥、笑容和蔼、目光清澈。
逝去的青春，在两张照片间静静流淌。也许在最初的岁月，他并不曾想到，最终会选择将生命和导弹紧紧相连，去担负一个国家和民族沉甸甸的责任和希望。
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使我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在一艘沿长江逆流直上的客船上，年轻的黄纬禄久久站立在甲板上，眺望滚滚而下的长江流水和两岸青山，心情沉重，激愤难平：泱泱大国被人欺负，这究竟是为什么，怎么做才能振兴民族，洗净屈辱？
多年后，黄纬禄依然能清晰地回想起最初的抱负：寻找一条可以使风雨飘摇的祖国摆脱贫穷、走向富强的道路。为此，他选择了出国深造、科学救国。
1947年，从英国伦敦大学无线电专业硕士毕业的他，本可以凭借丰厚的待遇留在国外，但他毅然回国。那时，国内内乱频起、民生凋敝。
生我养我的祖国啊，积贫积弱的祖国啊，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归国的轮船上，黄纬禄的心情激动而又沉重。
回到国内，面对周围伸向自己的橄榄枝，原本可以选择做一个象牙塔里避世的副教授，他却一次次想起长江客船上的追问，并最终选择投身实业救国，到无线电研究所任职。
人生有太多的“也许”，但在黄纬禄的人生字典里，所有的“也许”都服务一个信念，那就是“祖国利益至上”。
1956年，北京，春寒料峭，在中南海的报告会上，黄纬禄听到钱学森关于建议“两弹”为主体的国防体系的报告，内心深处再次触动。他想：新生的中国受欺负，啥时中国人自己有导弹、原子弹，腰杆子就能挺直了！
随后，国家决定把一些从事科研工作时间较长、工作和导弹有些关联的人员调入国防部五院，黄纬禄被抽调进入五院二分院，并担任控制系统负责人，从此走上导弹研制之旅。
1960年11月，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实现了我国军事装备史上导弹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
1964年6月，东风二号取得圆满成功，翻开了我国导弹发展史上自主研制的新一页！
1966年10月27日，中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在核试验预定地点成功爆炸，震惊了世界！
在此期间，黄纬禄积极参加了我国“八年四弹”等重大规划的制定，为我国导弹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学习、研究、探讨……在陌生的领域里，他毫不畏惧。然而，就在事业如火如荼开展时，“文革”发生了。
作为技术专家，黄纬禄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迫“靠边站”。
即便如此，他仍然坚守着心中的信念。他在日记本上抄下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中，我还是喜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
那时，他每天坚持到工作现场去，给大家倒茶水、送仪器。干杂活时，就帮着作试验记录，有时把自己看到的、觉得不妥的问题带回家偷偷计算，再把结果告诉当时有发言权的年轻人。
1970年初，黄纬禄迎来了事业的春天，他被安排到地（潜）地固体导弹总体部当主任，他加倍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于1982年研制出我国第一枚潜地固体导弹——“巨浪一号”，使我国具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
他和导弹打了大半辈子交道，晚年的病床上，有人去看他，他还说：“假如还有来生，我还要搞导弹……”
为什么他这么爱导弹？
秘书吕慧英告诉记者，他不只是爱导弹，而是爱航天爱国家。晚年时他一直念叨着要看三件事：奥运会、世博会和两岸和平。
“只要有中国参加的国际赛事，黄老都要看，有一次我一大早就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中国跳水队又得冠军了，兴奋得像个孩子。”吕慧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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