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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遭受的一次规模最大、危害最广的侵略战争，而眼前的历史文献则是当时全国各党派中最早发出的一份抗日宣言。
1931年9月21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在这份《宣言》中发出号召：“加紧组织领导发动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的警醒民众的民主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
而在此之前，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当天就在刚刚沦陷的沈阳把抗日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就此开始了孤悬敌后、艰苦卓绝的14年浴血抗战。
徐焰 国防大学教授
中共中央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发表的宣言、声明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32年4月，当时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正式发表文告，就是对日本宣战。
汤重南 中国日本史学学会会长
甚至于连日本军方都觉得意外，中国共产党能够这么迅速地做出反应，而且更快的更直接地是组织起自己的抗日武装。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以演习为名突然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在这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又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先表现出担当民族大义的宽阔胸襟，中共中央于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就发表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团结抗战，7月15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公布为国共合作宣言》提交国民党，并承诺立即实行“苏区取消，红军改编”，以统一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大敌当前，蒋介石不得不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和红军改编的条件，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隆隆炮声中形成了。
8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命令，陕北红军各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115、120、129 三个师，全军共4.5万人。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全军共1.03万人。
张从田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就是对这种政策和策略的正式确立，此后中国共产党又积极促成了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但是在国共两党曾经十年兵戎相见，有着血海深仇的情况下，如何做好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工作，这对党来说是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
要摘下头上的红星，戴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徽，这对于刚刚从长征中走来、身负血仇家恨的红军官兵来说，是思想上难以转弯、感情上无法接受的一件事情。
照片上的这名军人叫李中权，在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他27岁。1937年，时任红四方面军独立二师政委的李中权率领队伍抵达延安，在改编前夕他才找到过草地时失散的妹妹，而此时一家九口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得只剩下四人。
李中权将军（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
我的妹妹在延安见到我，她做妹妹的时候才九岁，她说三哥我们好惨啊，我们家里头，全家爸爸妈妈都找不到了，难过得很，我跟我妹妹说，我说不要难过啊，我说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家。
曾经担任红二军团红六师政委的廖汉生将军也记得，红二军团开始长征是一万九千人，最后幸存下来的不足一万人。
廖汉生（原南京军区政治委员）
先拿贺龙来说，在誓师的时候，他讲，国民党的帽子二十年以前我就戴过了，那个时候呢把它丢了，那么现在为了抗日战争，为了打日本，为了解放全国人民，所以呢中央决定把它又戴上，她给我，我又戴上了。就是为了解放全中国，为了统一全中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1937年9月5日，为了民族大义，强忍心中悲愤，这些背负血海深仇的八路军将士在三原地区冒着蒙蒙秋雨召开了抗日誓师大会。透过当年这部电影胶片，我们能感受到那次誓师显得特别地凝重。尽管红军官兵的心情是不平静的，但党的决议高于一切，奉命东渡黄河的八路军三个师随即展开了共赴国难、抵御外敌的浴血征战。
9月25日，115师首战雁北古长城，伏击日军精锐板垣师团，取得了“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0月19日，129师奇袭日军阳明堡机场，击毁战机24架；
10月下旬，120师在雁门关连续出击，共截击日军运输车辆800余台；
随后，新四军各支队在长江两岸发起了灵活机动的抗日游击战，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也在东江、珠江、海南岛等地打响了敌后抗战的枪声。就在日寇猖狂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不断失利的严峻时刻，昔日的红军将士在党的领导下打出了中国抗日战场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宽阔胸襟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党性，还表现在另一个特殊战场。
1938年夏，日本华中派遣军以35万的兵力溯江而上，直逼武汉。当国民党高官们争相西撤之时，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人却从大西北来到这里，在这幢小楼里商讨抗日救国大计。
彭玉龙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武汉是华中重镇，素有九省通衢支撑，南京失陷以后，国民政府的大部分军政机关，都迁移到了武汉，武汉成了当时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中国共产党认为，保卫武汉对于阻止日军的战略进攻，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坚持持久抗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忧心仲仲的蒋介石授予周恩来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职衔，要求他鼓动士气，振作民心。而在共产党人的宣传鼓动下，武汉三镇很快就沸腾了。
郭沫若、田汉等党的文艺家以笔代剑，以歌代枪，救亡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妇女界在邓颖超等共产党员的动员下，组织起数十个劳军团，活跃在军营、医院；更多的热血青年则投笔从戎，穿上了抗日部队的粗布军装。
人们从这些来自陕北窑洞的共产党人身上究竟看到了什么希望？感受到怎样的一种民族精神呢？张治中将军曾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
当年，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门外曾有一个小饭铺，经营的是武汉最廉价的食品——热干面，周恩来是这里的常客。
一次，时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治中来访，恰逢周恩来在此吃饭。张治中看着周恩来碗里的热干面，不解地问：“你们都是参政员，每月350元高薪，何以如此清苦？”周恩来笑道：“八办人员的薪金全部捐为抗日经费，从主任到警卫，一律只领5元钱津贴费。”张治中连声赞叹道：“可贵，难能可贵。”
这就是共产党人。正是为这种精神所吸引，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学者，从武汉走向了延安；这其中就有创作出音乐巨作《黄河大合唱》的人民音乐家洗星海、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他们都是被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所吸引，从而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根据地去的。
1938年6月，历时四个月的武汉保卫战打响了。
此时在中国，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举国上下有两种舆论，一种是亡国论，一种是速胜论，而毛泽东却以一篇《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清晰地描绘出中国抗战发展全过程的完整蓝图。
张从田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科学分析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双方特点的基础上，科学预见了中国的抗战，将是一场持久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胜利属于中国，同时阐明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思想。
《论持久战》很快在国共两党的军队中流传开来，但所起的作用却有天壤之别。
当年周恩来到国民党五战区司令部为五战区的军官们讲《论持久战》，一开始是在大厅里讲，后来人越来越多，就把会场搬到了大楼前的草坪上。然而，五战区的仗依然越打越稀松，屡战屡败。
而《论持久战》一经传发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便立即成为指导抗日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的行动纲领，抗日军民的战法和根据地的建设马上为之一新。
从1938年秋季开始，在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和山东、冀东、冀南、冀鲁豫以及苏北、华中等地域广袤的敌后抗日战场，游击战争被提高到战略地位，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实现了由正规战争向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侵华日军的后方变成了新的前线，创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大奇观。
走进这座冀中平原的普通小村庄，你已经看不到战火连天的情景，然而，如果你有心，依然能够从街边不起眼的农家院子里寻觅到当年的战斗传奇。
彭玉龙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冉庄是冀中平原上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一个村庄，全村共有四百多户人家、2500多人口，但村里地下蜿蜒着长达32华里的地道网络。冉庄人民就是按《论持久战》所说的办法，采取一种独特的游击战术，打击日军，那就是地道战。
在八年抗战中，冉庄敌后抗日武装一共对敌作战157次，杀伤日军2100多人，而冉庄民兵只有两人负轻伤，创造了冀中抗日游击战的一个典范。
一部《论持久战》武装了千千万万的庄稼汉，他们创造了地道战，也创造了地雷战、破袭战、麻雀战。这一支支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时，他们为饱受日寇铁蹄蹂躏的人们，带来了打击敌人的游击战术，也带来党制定的一系列有利于群众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给广大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平等地分享胜利果实。于是，根据地的老百姓踊跃加入到抗日武装的行列，“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人民军队在抗日烽火中不断壮大，越战越强。
彭玉龙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人民军队称为“人民子弟兵”，可“子弟兵”这一称呼却产生在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到1939年，晋察冀边区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八路军的活动，先后有一万七千多人参加了八路军，这不但是边区部队得到了壮大，同时也密切了边区人民群众的关系。当时担任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给边区部队起了一个名字叫“子弟兵”，从此以后“人民子弟兵”一直流传下来。
从1937年到1945年，在历时八年的全国抗战中，敌后抗日军民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0余万人，解放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建立了遍及华北、华中和华南等19个省区的19块抗日根据地，人民武装的主力部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成为抗日战场上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
这是1944年2月开国大将谭政和西北局军队高级将领的一张合影，就在他们身后的这个礼堂里，1944年4月11日，由谭政起草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经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修改和广泛征求意见，最终摆上了西北局高干会议的讲台。谭政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次会议被称为“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人民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又一重要历史文献”。
张从田 采访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不但集中了全党全军的智慧,也倾注了毛泽东的心血,他系统的总结了自党创建人民军队以来政治工作的经验，提出并解决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中一系列重大理论方针和原则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7年11月下旬，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回到延安的王明，在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红军改编“不仅仅是改变红军的名称，而且相当地改变红军的性质”，主张执行蒋介石的“五个统一”。毛泽东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坚决抵制了王明的错误。
就在这个时候，远在山西八路军总部工作的开国大将黄克诚经过深入调查后，针对部队因改编时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明显削弱等问题，建议“恢复八路军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的执行”。
这一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仅仅三天之后，中共中央复电八路军总部：“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
1945年秋季的一天，延安中央军委电台突然收到从江南新四军第三师发来的一封急电。
此时前线并无战事，以师级电台直接向军委发报已是大大超出常规。然而，当时留守延安负责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对这份来电却极为重视，当即命令将电文连夜转发给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
这一连串反常动作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这份江南急电又有着什么不寻常的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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