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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条位于遵义闹市区的商业街，然而它却有一个很有历史感的名字，叫红军街。76年前，小寒节气刚过的一个凌晨，一阵枪声突然在这里响起。
那一天是1935年1月7日，时任红一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指挥部队，利用被俘的黔军士兵诈开了城门，智取了黔北重镇——遵义。然而，打了胜仗的红一军团连同整个中央红军，此时已是战伤累累，更是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罗海曦 国防大学教授
当时中央是左倾冒险主义者控制，因此在军事上的战略、战术也是错误的，（第五次反围剿）采取了消极防御，采取了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这样一来，敌人一百万围我们十万，因此仗越打越糟，根据地越打越小，被迫放弃根据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在长征初期，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在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军围追的情况下，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损失惨重。时间仅仅过去两个月，八万之众的中央红军经过突破四道封锁线特别是血战湘江的一路拼杀，已经锐减到三万多人！而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继续以围追堵截的态势，从四面八方不断压缩着红军的生存空间。
当时，举国上下几乎没有人对红军乃至中国革命的前途还抱有必胜的希望。然而，山穷水尽，绝处逢生，转机和希望伴随中共中央在遵义城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得以实现。
这幢小楼，也因此成为了中共党史“第一次历史性伟大转折”的重要标志，为后人所敬仰。
早在长征的作战和行军途中，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以及一些红军高级指挥员就经常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后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决定在合适的时机纠正这些错误，他们的意见还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的支持。所以，遵义会议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为了“纠正错误”而召开的。
会议一开始，当时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就在总结报告中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解释。
杨尚昆采访：
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很多客观原因，国民党军队多啊，兵力强啊，武器好啊，有帝国主义帮助啊，这么一套。做了报告以后，周恩来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发言中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
随后，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人也在会上发言，表明了对毛泽东正确意见的支持。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
罗海曦 国防大学教授
当时有一个临时政治局，中央的临时政治局，把这个临时政治局进行了人员调整，由张闻天担任总书记，博古不再担任总书记了，毛泽东增补了政治局委员。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危难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罗海曦 国防大学教授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自己存在战略和军事上的重大问题，这是第一次，以前中国共产党开会都是共产国际在那儿指挥，来布置你的路线，那么这个时候，是我们自己解决问题。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依然万分危急，然而，随着党的路线回到了正确轨道，实事求是的作风重新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富生机、最为鲜活的灵魂，红军也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距离遵义不远的赤水河，记载下了毛泽东指挥3万红军面对40万国民党军队“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光辉战例。
刘波 国防大学教授
面对敌人的重兵，毛泽东就采取了打不赢就不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灵活用兵。然后率领部队在元厚、土城一渡赤水，接下来国民党调兵遣将又封堵红军，这样出人意料的是，红军又从扎西挥师东进，二渡赤水。
红军二渡赤水河掉头向东，连克桐梓、娄山关，再占遵义，歼敌两个师、八个团。遭此痛击后，蒋介石飞抵贵阳亲自督战，催促数十万重兵向遵义合围。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出奇兵，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给敌人造成又要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假象，诱使各路国民党军沿江堵截红军。当调动敌军之后，毛泽东抓住贵阳兵力空虚的战机，果断决定四渡赤水，挥师南进，前锋直逼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因身边无兵乱了阵脚，急调滇军前来救驾。然而，滇军被调出云南，恰好为红军取道云南北上创造了难得良机。
当中央红军取道云南、渡过金沙江之后，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堵拦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毛泽东说，四渡赤水作战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而毛泽东在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也由于“四渡赤水，用兵如神”而得到巩固。
此后，中央红军以超人的顽强斗志和牺牲精神实现着党中央的一次次行动决策，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终于在1935年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并在川西北小城懋功的这个天主教堂举行了会师欢庆会。
刘波 国防大学教授
在会师联欢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发言，明确表示：“我们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要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共同奋斗！”
然而，对于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的这番表态，有的人却不以为然，他就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红四方面军的中央局书记张国焘。
张耀祠 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
我们部队三万人 他们八万人，枪也好，人身体好，面貌好，我们不行，张国焘想当一把手。
于是，欢庆会师的热烈气氛中也涌动起一股暗流，历经千伤万死的红军官兵注定还将面临一次严峻考验，而它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坚持“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而张国焘却主张向西康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退却。在张国焘眼里，谁人多枪多，谁就“说了算”。他又向中央提出要求对红军总司令部进行改组，还对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路线提出质疑，要求改组军委。
刘波 国防大学教授
中央这个时候为了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所以就做出了一些让步。就增选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然后周恩来高风亮节，把红军总政委的位子给了张国焘。
为了尽早完成北上方针，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路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1935年8月29日，右路军率先跨过草地，随即发起包座战役。经过三天激战，歼敌五千余人，北上之门由此完全打开。
这是一份1935年9月11日中央再次催促张国焘北上的电文记录，然而，正当中共中央站在敞开的北上门口，焦急等待左路军和张国焘到来的时候，一场危机爆发了……
张国焘突然公开向党中央发难，命令右路军掉头南下，同时还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解决他与党中央的分歧，企图用“枪指挥党”，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党的意志之上。
然而，此时毕竟是“古田会议决议”传发全党、全军和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六年之后，坚持党对军队领导的建军原则已经植入红军的肌体、注入官兵的血脉。当这场中国工农红军自创建以来将出现第一次大分裂的危机袭来之时，红军将士的军魂意识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决定离开右路军、单独北上的紧要关头，有人报告右路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并向他请示是否进行追击。
刘波 国防大学教授
徐向前很有大局意识，很有党性，说了很重要的一句话，一言九鼎，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同样，在右路军掌握最后决定权的政委陈昌浩也没有选择武力相向，从而避免了一场红军自相残杀的悲剧。
当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二方面军领导人当即对张国寿分裂红军、另立“中央”表示反对。在他们和朱德、刘伯承等人以及广大红军官兵的强烈要求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最终交出了指挥权。后来，张国焘在两年后借机叛逃、投靠国民党时，他从红四方面军中连一个贴身警卫员也没有带走，成为被历史唾弃的一道憧憧鬼影。
而1936年10月，当中共中央跟随仅剩七千余人的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直罗镇时，先期到达陕北、并已打开局面的红十五军团也是七千人马，但军团长徐海东马上将全军交给毛泽东指挥，坚决听从党中央的号令。
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在陕甘宁站住了脚，并成功进行了东征、西征。实践证明，中央北上方针是正确的。于是红二、四方面军也跟随着北上。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标志着长征结束。当时的毛泽东有感而发地说：“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
会师后的红军三个方面军由刚组成的军委主席团统一指挥，毛泽东任主席，从此，毛泽东名符其实地成为全军的最高统帅。
此时的陕北已是初冬时节，心情豁然开朗的毛泽东用一首气势磅礴的诗篇，抒发了自己的情怀：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其实，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仅仅是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有人曾对各路红军的长征路线做过统计，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总里程，累计达到了六万五千余里。有的红军部队的长征里程甚至超过了三万里！
在这次途经15个省份的万里长征中，各路红军先后突破国民党军和11个地方军阀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穿越了地球上最险恶的峰峦沟谷和无人区，翻越了18条山脉和24条河流，攻占了62座城镇，作战380多次，到1936年红军四支铁流在陕北胜利会师的时候，出发时的20多万人只剩下7万6千余人。
那么，在这支滚滚铁流中的红军指挥员、政治工作者和共产党员们，他们作为党对红军实施领导的直接体现和率先垂范，又给我们留下怎样的故事呢——
被称为红25军“军魂”的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堪称一位坚决执行党中央决策的楷模。1932年红四方面军西征以后，他听从党的安排留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并领导重建红25军；1935年又奉中央指示，率红25军北上抗日，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同年7月得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继续北上的消息，为配合党中央的战略行动，吴焕先又主动率红25军西征北上，牵制敌人。
8月21日拂晓，吴焕先亲自断后、掩护部队南渡汭河，暴涨的山洪突然把队伍拦腰截断，北岸红军不得不与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背水一战。吴焕先一手举枪、一手挥着大刀率先冲入敌阵，身中七弹，壮烈牺牲。
长征中的红二方面军红六师十八团是主力中的主力，专打硬仗、恶仗。十八团的政治委员曾经在一年中连续换了四任，每换一任都是一次流血和牺牲。
1936年春天，在贵州的一次阻击战中，眼看敌人的火力射向团长成钧，政委余秋里上去一把推开团长，团长得救了，自己却被一串子弹击中，失去了左臂；
余秋里负伤后，接任的政委是杨秀山。没想到不久在云南六甲山战斗中，坚持到一线指挥的杨政委也负伤了。
杨秀山中将
我到18团打了3仗，我自己也负了伤，不知从什么方向飞来一颗子弹，打到我这个地方，我用手便一摸，一看，手里一手血，血把我的眼睛糊住……
随后，18团又有两任政委前仆后继，倒在长征路上，红六师政委廖汉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第三任政委董瑞林在西康为给部队筹粮牺牲了生命，第四任政委周盛宏在成县战斗中率领部队反冲击中弹阵亡。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用鲜血和生命，忠实履行了政治委员的崇高职责，为部队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这几幅在长征途中创作的速写画，出自红一方面军画家黄镇的笔下，而在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行列中，也有一位画家叫廖承志，所不同的是，他是被捆绑着走完长征路的。因为父亲廖仲恺、母亲何香凝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儿子虽是共产党员也在劫难逃，廖承志被张国焘亲自定为特务。他之所以没有被杀头，是因为他会画地图。他就这样被捆绑着一路走一路画，走完了长征路。
这幅速写画中的红军战士没有像廖承志那样被捆绑着双手，但画中人那坚定的步伐，不正是红军战士在长征中革命信念的真实写照吗？
红军将士正是凭着对党的忠诚、对革命的忠贞，终于走到了胜利会师的那一天，被他们抛在身后的，是失败和苦难，雪山与草地……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曾这样提到：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的确，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它深刻地说明了这支革命军队的军魂为什么必须是“党指挥枪”。而拥有了这样的军魂，这支军队注定能够创造出辉煌无比的人间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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