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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千万富翁还是赤手空拳的穷小子，只要向公司注册处缴纳不到2000元并出示身份证，最快6天后，新生意就可以开张；赚来的钱，大部分可以放进自己口袋里，因为除了16.5%的利得税外，这里再没有任何眼花缭乱的税种。不擅应酬？这也并无大碍，与政府官员交往过密，反倒可能引来麻烦。
这就是香港的经商环境对那些踌躇满志的创业者来说，堪称一种享受。
香港在全球范围内都被视为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依据国际商会公布的“市场开放指数”排名，这里被誉为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
连续十几年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后，香港获得评选发起者美国传统基金会这样的评价：一个没有贸易障碍的免税港，政府在经济方面干预很少，金融与银行业限制很少，薪酬与价格干预很少，产权观念牢固，维持低程度的规管，非常规市场活动很少，一个积极不干预的自由市场。
“积极不干预”，正是几十年来这座城市一以贯之的经济理念。上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时期的财政司司长夏鼎基最早提出了这一口号。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人》曾这样描述当时的香港：“一个在香港开店的商人会发现这里的税负低……有一个放下架子鼓励他尽其所能赚钱的政府。他会幸运地发现这里没有政治。”
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在考察香港后曾惊呼，这里的官员“没有花他人的钱和插手他人的事的本能”。他将香港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视为“良好经济政策的持久样板”。
但香港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面相。夏鼎基在经济领域推行“积极不干预”的同时，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则在公共服务领域下了大力气，第一次建立了基本福利体系，并推动了九年免费教育、十年公屋建设。
时至今日，这种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市场经济哲学仍然随处可见。
一些时候，政府会躲在市场后面。香港企业平均每年只需要缴纳3次税款，处理税务的平均时间只有80个小时，远远低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值215个小时；无论是本地资本还是外来资本，均可平等进入各个行业进行投资而无需获得政府批准；香港商界的行业协会往往是民间发起成立，没有任何政府拨款。
另一些时候，政府则会挡在企业前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香港特区政府专门针对中小企业推出了1000亿港元的政府担保计划。计划的核心是，如果银行借款给中小企业出现坏账，特区政府愿意承担80%的亏损。最终，许多中小企业因政府担保拿到了银行贷款，顺利渡过危机。
最值得玩味的故事则发生在1997年。当时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到香港，作为香港第一位华人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曾动用外汇储备，入市对抗国际金融炒家。而在打赢这场金融保卫战后，港府主动退市，以出售官股盈富基金的方式将丰厚的收益还富于民。
“我们发展的方向，就是一个‘大市场、小政府'方针。必须采取主动，研究如何结合政府与市场力量，贯彻‘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缔造最能支持经济发展的环境。”曾荫权在一篇题为《大市场、小政府我们恪守的经济原则》的文章里写道。
尽管香港被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视为“全球缴税最不痛苦的地方”，卸任在即的特首曾荫权仍然在立法会的问答会上强调，任期内未能将利得税从16.5%降至15%，“至今仍是心中的一根刺”。
长久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始终以这种“拆墙松绑”的理念作为经济繁荣的制度基石。在这种市场氛围里，不仅常态下与政府有关的市场活动十分鲜见，那些试图通过与政府官员“处好关系”从而获取便利的生意人，也往往面临名声扫地的风险。
“在香港做生意很简单，跟官员处好关系并没有用，他们也都害怕你跟他处关系。”香港贸发局的一位内地业务拓展总监这样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在特区政府网站上，毫不费劲便可找到以儆效尤的案例：一位高级公务员因要求政府项目承包商雇佣其家人而被罚款60万元；另一位产业署要员则因将物业管理合约批给其亲属拥有权益的公司而被判刑两年半。
在世界银行针对183个经济体发布的《2012营商环境报告》中，香港仅次于新加坡排名第二。对于香港的营商环境，3000多家驻港中资企业或许有着更切身的体验。
一家来自内地的健身器材公司从2008年起进入香港市场。让这家公司负责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香港分公司的财务报表“往往都很干净”，没有任何其他开支。
“这里的营商环境很单纯很单纯很单纯，非常非常非常规范。”他重复了一长串，又笑着补充了一句：“还不用请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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