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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是农历正月初四，焦钧与妻小上午就离开高雄老家，驱车返回台北。高速公路上车水马龙，他目视前方，手握方向盘，轿车不疾不徐，稳步前行。
台湾春节长假要到初七才结束，但担心过几天路上更拥堵，焦钧选择提前返回常住地。
焦钧现任具有台北市政府背景的台北农产运销公司贸易课代课长，妻子陈月妹在台北五星级饭店 W Hotel担任采购部副主管，他们有一个5岁半的可爱女儿焦馨。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
在台湾，对“中产阶级”没有明确的定义，但一般认为靠稳定薪资生活的社群是中产阶级的主体，岛内有半数以上人口主观认定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焦钧1969年出生在高雄，父亲是1949年从山东来台的“外省人”，母亲则是移民来台数代的闽南人后裔，焦家是台湾占有相当比例的“族群融合”家庭。
“父亲来到台湾后曾在军中服役10年，之后在高雄从警，认识了在派出所工作的母亲。”焦钧指着家中泛黄的“全家福”照片告诉记者，父母婚后生了3个孩子，他和2个姐姐从小在眷村长大。
1994年，焦钧从台北辅仁大学传播系毕业后回到高雄，投身新闻界。2000年，焦钧转到台湾地区立法机构担任一位“立委”的办公室主任。3年后，他再次转换跑道，进入台北农产公司。
陈月妹曾在台湾知名餐饮企业“欣叶”的北京分店担任采购部门主管，焦钧2004年赴大陆参加交流活动时与其结识、结缘。婚后生产，妻子便辞职回家，做起了家庭主妇。
为了让焦馨今后能上公立的台北名校国语实验小学，夫妻俩租住学校附近一套11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孩子上学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陈月妹重返职场。因为妻子下班晚，开车接女儿放学的任务就落在焦钧身上。
“我们家算是双薪中产阶级家庭，每个月领到薪水的那天，就知道每一分钱要花在哪里。”焦钧笑着谈起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他自己的房产购置在高雄市，妻子在台北市内湖区购买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小户型，如今又为孩子租了套房。光是住房支出，就包括每月还2万多元(新台币，下同)的房贷、付2.5万元的房租。
焦馨现在上的是国语实小附属幼儿园。对于公立幼儿园，台北市政府每月给一个孩子补贴一万多元，焦钧夫妇自己只需再向学校补缴几千元。“原本上私立幼稚园要贵得多，现在省下来的钱刚好用来交房租。”焦钧说，为了不让女儿“输在起跑线上”，焦馨放学后要去上“才艺班”，选修绘画、英语，周六还去踢足球，这是另外的教育支出。
夫妻俩在家庭支出上“各负其责”，焦钧负责吃、行及房租开销，妻子则负责孩子的教育、房贷及理财。此外，年底要缴交的保险费也是这个家庭一笔不小的开支，他和女儿合起来就要8、9万元，妻子还要更多一些。
焦钧现在每月薪水约4万元，加上公司年终奖，合计年收入约66万元，妻子年薪在80万元左右。他说：“现在的收入还可以，主要看年终能多发几个月薪水(年终奖)。这部分钱对我们很重要，可以让我们家做小额投资，再有一些享受，比如旅游度假之类。”
“像我这样有快20年社会工作经历的人，如果过去没有较好的理财，是很难(在台北市、新北市)买得起房子的。我们家的情况还好，现在的年轻人就更难了，如果父母不支持，日子恐怕是不好过的。”焦钧说。
“台湾中产阶级近年受到挤压，一头是薪资不调涨，甚至减薪、裁员丢饭碗；另一头则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两头夹杀之下，想要过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真的是越来越窘迫。”台湾《联合晚报》不久前发表的一篇社论这样写道。
龙年伊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新春愿望。焦钧说：“孩子健康成长是我最大的愿望。今年她上小学前的暑假，我们全家人还会离开台湾，出去旅游。至于我自己的工作，就是希望与大陆方面的业务合作能有更好的发展。”(记者陈键兴 陈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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