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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削减八成血浆站引血荒忧虑 医院抢购血液制品

发布时间:2011年08月08日 08:26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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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岩脚寨几名村民供浆后离开。蜷着的胳膊是供浆员的“招牌动作”。

7月26日,校长潘德江和教师潘德禄在岩脚小学。

岩脚寨聚居了400多苗人,其中100来人过去常年“卖血”。

村民潘德宽“卖血”已有10年。长期采血,胳膊上留下疤痕。

  贵州省卫生厅日前调整采供血机构设置规划,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20个单采血浆站削减为4个。

  以“供浆”赚取收入的人群,例如深山苗寨的一些寨民,生活将受一定影响。但更大的影响,则是血液制品生产。

  作为供血大省,贵州此举引发血荒忧虑。国内几家血液制品巨头在此次调整中受很大冲击,一些重要血液制品,例如血友病人必需的八因子,将更加紧缺。

  专家认为,此次贵州调整血浆站,再次显现了血液制品的行业之困,并可能牵动到更大范围的公共安全问题。

  □本报记者/杨万国 贵州报道

  贵州运行十多年的16家单采血浆站,8月1日全部停止采浆。

  7月15日时,贵州省卫生厅正式发布《贵州省采供血机构设置规划(2011-2014年)》,根据该文件,贵州只在4个县设置单采血浆站。

  此前,拥有20家血浆站的贵州,是全国的血源大省。据了解,全国共有单采血浆站约127家。

  贵州的规划调整,让血液研究权威学者朱威忧心忡忡。朱威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输血协会血液制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朱威介绍,贵州原料血浆供应占国内的30%。

  原料血浆的供应,直接决定着血液制品的生产。而重要的战备物资白蛋白,常用于母婴阻断乙肝传染的乙肝免疫球蛋白,以及白血病人救命必需的八因子等血液制品,一直处于供应紧张的状态。

  对于血液制品行业,血浆站就是命脉。此次贵州关闭16家血浆站,对于该行业造成很大冲击。血液制品供应紧张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7月中旬消息发布后,以贵州作为血浆原料基地的企业华兰生物、天坛生物等上市公司股价大跌。此两家企业与上海莱士一起,被称为血液制品行业三巨头。

  有生物制药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贵州省可能是出于“安全”和“政府形象”的考虑作出的决定。

  调整

  砍掉80%血浆站

  “我们一直提心吊胆。但没有想到这么狠。”7月28日,一位不愿具名的贵州血液制品行业人士说。

  贵州省卫生厅7月7日就曾发布采供血机构设置规划,提出只在息烽、开阳等10个县设置单采血浆站。

  这意味着血液制品企业将失去一半的血浆站。

  7月13日,贵州省卫生厅突然电话通知相关企业,暂停执行上述文件。

  就在行业以为会有转机时,7月15日,贵州省卫生厅重新发布规划,单采血浆站只保留4家。

  单采血浆站是利用分离设备把人体血液抽出后,分离出血浆,然后把其他红细胞等成分重新回注人体。而血浆则被采走,成为多种重要药品的基础原料。

  “科学实验早已证实,严格按规定采浆,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朱威说。

  他介绍,血液制剂是珍珠港战争爆发后,美国人发明的,以解决全血不便长途运输和长期保存的问题。是应对灾难或战乱的重要战略物资。血液制剂的白蛋白对于重大创伤病人、烧伤病人是唯一救命药。

  曾经,单采血浆站是属于卫生系统的事业单位,血浆站有偿采浆,再高价转卖给血液制品企业。这也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

  1996年,河南部分地区单采血浆站管理失控,造成大量艾滋病感染后,河南关闭了全部单采血浆站。

  上述业内人士介绍,那之后,大量血浆站转移到了贵州和广西等地。

  2006年至2007年,国家启动了血浆站改制,全部血浆站卖给血液制品企业。

  彼时,贵州25家血浆站,有传染病风险的5家关闭,其余20家分别由华兰生物、黔峰药业(现改名泰邦生物)、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几家企业收购。

  根据贵州省卫生厅发布的规划,此次调整后,贵州只剩开阳、独山、普定、黄平等4个县设置单采血浆站。

  血液制品巨头华兰生物在贵州的血浆站近乎覆没,由6家减为1家。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剩1家,贵州黔峰药业剩2家。

  官方

  “为了人民身体健康”

  贵州省发布规划后,引发行业紧张。上述业内人士介绍,目前贵州一些经销商、医院开始抢购血液制品。

  媒体分析认为,关停血浆站的影响将在明年充分显现。对于患者来说,血液制品将更贵更难买。

  7月28日,贵州省卫生厅办公室一名黎姓副主任说,按照卫生部《采供血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单采血浆站三年调整一次规划。贵州此次是根据相关法规的正常调整。

  对于调整幅度为何这么大,黎称是“为了更好维护贵州人民的身体健康”。

  据了解,按行业惯例,官方关停血浆站,通常是因存在隐患或区域内出现传染病症。黎副主任否认出现传染病。对于记者追问是否有“供浆”人群出现身体健康问题,他拒绝回答。

  综合媒体报道,贵州血浆站近些年有违规采浆行为出现,存在降低供浆员标准、跨区采浆、频采、超采等行为。

  “各地领导都很怕,担心出现传染病。贵州是供浆大省,这里的领导更怕。”上述血液制品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领导意图是贵州大量砍掉单采血浆站的原因之一。

  这名人士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因传统观念,单采血浆常被贴上“卖血”标签,“卖血”又被认为是贫穷落后的表现。

  上述业内人士说,贵州不久前调整了主要领导,“新来的领导认为采浆产业对本地经济贡献不大,还影响贵州的形象。”

  贵州省卫生厅办公室黎姓副主任介绍,此次规划是根据贵州省委省政府决策作出,并报卫生部备案。

  行业

  陷入血荒忧虑

  血浆供应紧张,是长期制约血液制品生产的主要因素。

  国内一家血液制品企业的负责人称,此次贵州砍掉16家浆站后,国内50%的乙肝免疫球蛋白,70%的八因子产量将消失。

  据介绍,凝血八因子是目前治疗血友病的惟一有效疗法,2007年来就一直紧缺。

  “这是牵涉到国家重大决策的事情。现在卫生部和工信部都很着急。在紧急协调。”上述企业负责人称。

  他介绍,当年企业收购单采血浆站时,国家九部委文件明确规定收购包括“采浆权”在内的无形资产。企业与贵州省签的合同也是包括“采浆权”在内的30年产权。“现在我们只用了4年了,就被关闭了。”

  8月2日,朱威提出,地方政府擅自关闭血浆站涉嫌违反《物权法》。并且根据国务院208号令,血浆站设置权在卫生部,除非严重违规或发生传染病,任何一级地方政府无权擅自关闭。对此,贵州省卫生厅未作回应。

  在朱威看来,这是一场“公共安全危机”。

  他介绍,2007年血站改制调整后采浆量下降,八因子断货,十万血友病人面临死亡威胁,引起国家领导人重视。他判断3个月后八因子将再度严重短缺,“到时肯定要死人的”。

  朱威介绍,中国血液制品行业每年需原料血浆7000吨,但一直缺口很大,去年只采到4800吨。

  “我们过去对公众的科普宣传一直不够。”朱威认为,许多地方领导对血站采血还懂一点,但对采血浆和血液制品行业并不了解。这是行业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

  最后的“血寨”

  一个靠“卖血”维持家庭开支的贵州苗寨的生活图景

  7月26日,贵州省贵定县,潘德江站在岩脚寨小学门口等待拍照,他有点局促不安。他穿着10块钱买来的解放鞋,挽着裤腿,旧衬衫上有汗渍和污垢。

  “我穷成这样,都不像个老师,还是别拍了……”潘德江说。

  他是这所小学的校长。

  另一名老师潘德禄建议把学校的五星红旗拿出来,以使他们更像教师。于是,这所学校仅有的两名老师一左一右展开旗帜。

  烈阳下旗帜鲜红如血。

  数日前,两名老师刚刚去血浆站“供浆”,各得款170元。当地人直呼供浆为“卖血”,这应是他们数年卖血生涯的最后一次。

  7月31日之后,血浆站将关闭。

  随着血浆站关闭,潘德江可能再度出去打工。 “我现在一念之间,决定学校存亡。”

  学历最高的人

  高中读了半年的潘德江,迄今为止还保持着寨子里的最高学历 

  39岁的潘德江迄今为止还是岩脚寨学历最高的人。

  岩脚寨因地处一堵巨岩之下而得名。现在寨子合并到森山村,成为一个自然村(大队)。

  队长潘德洲介绍,这个苗族寨子建于明朝,迄今400多年了。全寨人都姓潘。

  岩脚小学则建于民国年间,迄今也快百年。但小学从没来过一位“正规”教师。

  “太偏僻了,报酬也低,正规老师都不愿意来。”潘德江说。

  古寨过去没出过秀才,现在也没出过一个大学生。

  潘德江读了半年高中,成绩好但交不起一学期175元的学费,1990年辍学回家,成了岩脚小学的代课教师。从此保持着最高学历。

  教到1995年,工资最高涨到每月80元。“当时年轻,心花。”潘德江去广东打工了。

  在广东打工6年。潘德江说有家工厂准备把他招为正式工。但他是独子,父母年纪大了,按照苗寨传统,他得回到父母身边尽孝。

  潘德江2001年回到岩脚寨,继续当代课教师。工资依旧是每月80元。

  这一年,第四个孩子出生。潘德江说,生完两个孩子后,老婆唐淑芳结扎了,手术没做好,后来超生了老三。2001年他又去结扎,还是手术失败,生了老四。

  乡政府不管“手术意外”,罚款7000元。

  此时,寨子里已经有几十个人去龙里县“卖血”。按照国家《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采浆实行区域管理,不得跨区采。岩脚寨划在龙里县。

  唐淑芳也跟着大家去。

  “当老师亏本。”潘德江说,到2009年,他多年打工的积蓄用光了,4个孩子也陆续上学。他也跟着老婆去卖血。

  第一次卖血,在县城碰到高中同学和老师。“他们有的当老板了,有的在县政府当干部。”潘德江硬着脖子说,“来卖血”。

  师友们都连忙说“好的,好的,没什么”。大家很热情,请他吃饭。

  “当年我成绩比他们好,现在混到卖血,我知道其实他们心里是看不起的。”从此去卖血,潘德江小心躲避熟人。

  “为了这个民族卖血”

  潘德江说,孩子们多读点书,有了文化才敢到外面去竞争,这样这个民族(海蚌苗)才有地位 

  潘德江是寨子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

  每天早上5点半,他起床去山上割草,背回家喂饱牛马后,8点上课。下午4点半放学后,再下地干活。

  潘家6口人,3亩水田。前些年寨子外出打工的人多了,一些人家的水田丢着不种,潘德江“捡”了3亩。夫妻俩种了6亩田。

  2008年开始,潘德江的工资涨到280元,但半年发一次。

  妻子唐淑芳算了一笔账,家里稻米只够口粮和牛马猪的饲料。苗寨人情礼往花销重。四个孩子三个读初中,一个小学,生活费和交通费加起来每月要500元。

  潘德江和妻子每月去卖血两次,除去80元路费,可得600元。他说这笔钱维持了目前4个孩子读书。他的工资则主要维持家庭基本开支。

  潘德江说他也曾想过再出去打工。早些年他学会了泥瓦工手艺,每天可挣100多元。但如果他离开,学校就要垮掉。

  岩脚寨苗人是苗族中一个叫“海蚌苗”的分支,使用的也是一种独特苗语。

  岩脚小学现在开设一到三年级,60多个学生全是本寨苗族子弟。潘德江说,这些孩子从小说苗语,不懂汉话。他在外打工时,低年级孩子曾直接送到山外中心小学读书,因听不懂汉话,成绩全部垫底。只好一直留级,到了6年级都已十五六岁,纷纷辍学。“这也是我们这里多年没有孩子把书读出去的原因”。

  他和潘德禄从一年级开始教孩子们拼音和本地汉话方言,二年级开始教普通话,到三年级能掌握基本汉字。然后再送到山外去读书。“起码保证了我们的孩子在一个起跑线上”。

  “我是为了我们这个民族,哪怕卖血也要把学校维持下去。”7月26日,潘德江哽咽了。

  “我去县城卖血,坐在公交车上,外面人嫌我们卖血的脏,随意呵斥我们起来。我们不敢说一个不字。因为我们没有读书,没有本事。别人看不起。只有我们的孩子多读点书,有了文化才敢到外面去竞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会有地位”。

  无经济能力的古寨

  农闲时,寨民的唯一生财之道是挖“三角叶”,“漫山遍野跑,一天能挣10多块” 

  岩脚寨离贵定县城50公里,离相邻的龙里县城45公里。

  7月25日,记者跟随刚从龙里县单采血浆站出来的30多个村民,搭乘一辆长途汽车,在如同搓衣板的山路上颠簸了3个多小时,抵达山脚。下车后,爬山1个多小时,进入山顶苗寨。

  凡平缓的地方,都垦了田。寨子挤在陡仄的山坳里,混杂着马粪味道和鸡鸭鸣叫。

  整个寨子,是数百间以木板青瓦搭建的土房,几座白墙平顶的水泥房点缀其间。许多房子已住超过三代人。

  偶尔可见到一两个电视卫星接收器。这里没有固定电话,手机很少,信号微弱。

  在纪录片里作为中国奇观的苗岭梯田,在这里一样让人震惊。在岩脚寨旁边,坡势稍平缓的山脊上,一弯弯狭长的梯田从山脚一直绵延到山顶。

  潘德洲说,这是寨子赖以生存的全部土地。

  寨子人均只有4分田。潘德洲说,只够口粮。

  苗人经过世代迁徙,现在住的普遍是地势险恶的高山,土地少,交通不便。潘德洲说,寨民们没有能力搞大规模养殖,普通人家最多能养两头猪,到了年底,杀一头维持一年的肉和油,再卖一头。牛和马用来耕地和从山下驮运物资,没有变卖的可能。

  岩脚村山后有煤,但交通不便,没有大规模开采。唯一开采的几座小煤窑也是外面老板垄断了。

  农闲时,寨民唯一的生财之道是上山挖一种叫三角叶的药材。挖的人多了,三角叶也越来越少,“漫山遍野跑,一天能挣10多块”。

  潘德洲介绍,全寨80多户,400多口人,劳动力280人,其中100多年轻一点的在外打工。留在家里的,有约100人去卖血。其中有十多户夫妻俩都卖血。

  最早的“卖血”人家

  “穷得卖血”曾是嘲笑人最厉害的话,潘德宽夫妻靠卖血,供两个孩子已读到初中 

  潘德宽是寨子里最早的卖血人家。

  潘德宽的父亲潘祖历说,他父亲兄弟多,分到他家时,只有1亩多一点水田,7分坡地。全家5口人,依赖这点土地不够温饱。到现在粮食还不够吃,每年春荒还需要买米。

  十多年前,卖血在寨子里还是件耻辱的事。但潘德宽和妻子杨大妹还是去了龙里血浆站卖血。

  潘祖历说,潘德宽没文化而且“反应有点慢”,没法出去打工。

  潘德洲说,一开始,“穷得卖血”是嘲笑人最厉害的一句话。但潘德宽夫妻靠着卖血,供两个孩子已读到初中。

  慢慢的,大家发现潘德宽夫妻身体也没出现什么毛病,于是越来越多的村民跟着卖血。

  现在每“供浆”一次(600毫升)可得报酬170元。去龙里县来回路费20元,净得150元。按照采浆管理办法,每14天采一次。夫妻两人每月可得600元。

  “往年我们这里没有卖血,如果遇到家人生病或者有紧急用钱,唯一的办法就是扛一袋米去卖。但每个家庭如果卖米超过100斤,一年的口粮就危险了。”潘德洲说。

  一次供浆相当于节省了100多斤米,在寨民眼里,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岩脚小学教师潘德禄和妻子也是寨子最早的卖血者之一。

  2001年,潘德禄开始卖血。其间他出了次车祸,体重下降到不足100斤。按采浆管理条例,他失去了卖血资格。妻子杨延兰又接着去卖血。

  休养了两年,身体刚恢复到100斤,潘德禄又接着卖血。

  7月26日,身高1米53的潘德禄挥着铁锤在烈阳下砸石头。他要盖房。目前他家住着全寨最破烂的房子,一座半面依着山坡搭的小棚户。

  去年,大女儿潘秀娟辍学去浙江一座袜子厂打工。潘德禄劝女儿读书,17岁的女儿说,“家里穷成这个样子,我出去挣钱帮你盖房”。

  女儿去年拿回了1万多元。潘德禄想用这笔钱把地基先搭起来。

  听说血浆站将关闭,潘德禄有点不愿相信。他说如果不能卖血了,老大寄回来的钱就得用来供她弟弟妹妹读书,“我的房子建不起来了”。

  “血寨”的未来

  15岁的潘承金有更大的梦想,他希望能成为寨子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7月25日,潘承武从龙里血浆站走出来,一只胳膊蜷起来。这是供浆员的“招牌动作”,抽完血的胳膊需要压迫血管。

  刚刚抽完600毫升血浆,潘承武一刻没休息。他一言不发,蜷着胳膊,挎着一只老布袋子穿越龙里县城,赶乘回家的车。

  在这座县城,人们对这种蜷着胳膊的山民,称呼为“苗族卖血的”。

  25岁的潘承武没心思理会异样的目光。

  他是一个9个月大的孩子的父亲。路上,他花3元买了一碗米粉吃了。又花了4元买了点西红柿,带回家给妻子做蛋汤。刨去路费,还剩143元。

  再给儿子买一罐奶粉、一包纸尿布,钱就花干净了。

  潘承武是寨子里最年轻的卖血者。这是他第四次卖血。

  5月份,儿子得了场感冒,家里一点积蓄耗尽了。在邻居介绍下,他跟着去卖血。

  1998年,初中读了半年的潘承武和寨子里大部分少年一样辍学。回家帮父亲干了4年农活后,2002年到宁波打工。

  今年21岁的妻子是打工时认识的。他们没领结婚证,没办酒席,就住到了一起,生了孩子。

  这在过去是无法容忍的。上世纪70年代末他的父亲潘德科结婚,花光350元积蓄办了场隆重的婚礼。

  “那时不结婚不能住在一起。”潘德科说。

  潘承武说,现在寨子里三分之二的年轻人都这样,“感情好就行”。

  外面世界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日益渗透进这个深山小寨。小两口现在给儿子用的是纸尿布,为了省钱,他们把尿湿的纸尿布晒干再用。

  “卖血这点钱能救急,但是肯定富不了。等明年孩子稍微大一点了,放在家里父母带。我们还要出去打工。”潘承武说。

  他希望打工存钱,将来让儿子多读点书。

  对于搬出苗寨,他依旧不敢奢望,“在外打工十多年的还是回来了。外面的房子靠打工一辈子也买不起”。

  15岁的潘承金则有更大的梦想。

  他今年读初二,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写一手好字,刚拿了学校书法比赛一等奖。

  他的父母也是卖血者。潘承金曾一度相信“读书无用”。但寨子里和他年纪相仿的伙伴打工后,带回来的不是花花世界,而是电话里诉说苦和累。

  潘承金开始发奋学习。

  “我们只有读书才能走出去。读书怎么都有用。”他说。他希望能成为寨子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他的小本子上写着:“寒冰不能断流水,枯木也会再逢春。”

  校长潘德江感到欣慰,通过这些年的努力,从岩脚小学送出去的孩子,有好几个在当地的中心小学和乡里初中,成绩都名列前茅。 

责任编辑:黄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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