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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心园的患者在表演扇子舞。 本报记者 王海欣 摄
6月10日，酝酿了26年的《精神卫生法(草案)》破茧而出。昨天，记者从卫生部门了解到，针对其中提到的社区康复、保障患者住出院权利、公众的精神健康保健预防等问题，北京已着手制定政策，旨在搭建一个社区——区县医院——三甲医院的就诊康复体系。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200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人数超过1600万。目前，治疗体系的不健全、社区康复体系的缺失、公众的偏见、重性精神病患者的药物得不到保障等多种原因，导致患者住院难、康复难、找工作难、寻求平等权利更难等问题。
■发布
估计近3/4患者怕歧视未登记
本市对重性精神病人实行登记管理制度，对他们的治疗、服药情况做记录、随访。市卫生局表示，截至去年，本市累计登记在档患者55781例。就类型而言，精神分裂症占全部病例的62.6%，其次是双向情感障碍和复发性抑郁障碍；就年龄而言，新诊断和复发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在21至30岁年龄段高发，处于该年龄段的精神分裂患者占24.48%。
卫生部门相关负责人、精神科医务人员和社区工作者均表示，因社会对精神病人群的普遍歧视情绪，很多患者或家属并未登记。参与精神卫生法多次修订工作的北大六院副院长唐宏宇表示，按照北京的人口比例，北京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应该是20万。
“家丑不可外扬，一旦在社区登记后，医生们的定期随访、用药管理等都可能被邻居们知道”，一家属表示，孩子有病后，在家再怎么闹，只要按时服药不让他出去就是了，但一旦被别人知道，就很难在小区里抬起头来了，“唾沫星子淹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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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出院参考平均住院日
问题：患者“出院难”
■举措
据了解，目前，全市精神科医疗机构中，患者的平均住院日为150至160天，因联系不到送治的家属或家属因种种原因不愿为其办理出院手续等原因，导致本就紧张的床位资源被长期占用，其中不乏住院时间达10年、20年者，最长者已住了40年。
非病情因素导致的“出院难”问题也造成了亟待治疗的患者“入院难”。回龙观医院副院长王绍礼说：“有时一天我们收治20名符合入院标准的患者，但只有10个人能当时住院，其他人只能回去等通知，有了床位再来”。
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透露，配合精神卫生法对出院标准的界定，目前正对精神专科医院的平均住院日进行测算，拟在此基础上，对各种常见类型的精神病的治疗方式、住院时间进行规范，并向全市推广。治疗后，度过急性发作期且达到出院标准的患者均须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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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康复机构与医院治疗应该是无缝衔接的，但现在绝大多数患者出院后就回家，这既不利于其病后恢复，也阻碍了其回归社会”，唐宏宇认为，理想模式是在入院时，社区发现需要住院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后，报告或转送至区县精神卫生机构住院治疗，如病情变化或需接受上级专家诊治，再转送至三级专科医院；度过急性发作期的患者则回到社区康复机构，进行社会功能的康复。”
草案中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社区康复机构应当为需要康复的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场所和条件,对患者进行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康复训练。
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与目前本市着力构建的普通患者“社区首诊、层级就诊”的模式相同，为提高包括二三级专科医院、社区康复机构在内的运行效率，精神病患者的层级就诊体系也在酝酿构建之中。他坦言，全市精神科床位共有00张，“只有进口没有出口”，但如果能加大“底盘”建设，目前的床位数是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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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社区与医院实行联动
问题：康复机构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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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精神卫生宣传进学校
问题：社会压力加大
学生与恋人分手后自杀、某竞选校领导的高材生失意后坠楼、工厂员工陷于高强度的工作时“连环跳”……此类“黑色事件”经常见于媒体。对此，唐宏宇表示，现在随着工作压力、生活节奏的变化，轻型精神障碍的发病率上升，如果不得到及时治疗或者有效控制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用极端的手段报复社会、或者伤害他人、抑或结束生命，“因此某种程度来说，防患于未然更重要”。
市卫生局透露，本市计划建立市区两级精神疾病预防与控制体系，包括向社会宣传心理健康与精神疾病防治知识、承担各级各类机构的健康教育工作等。其中，精神卫生及心理专家将走进企业、各级学校、社区等场所提供健康咨询、心理辅导服务。
■探访
静心园：难走出的桃花源
静心园是2008年6月成立的专门针对精神残疾人的社区康复机构。在这里，患者接受生活、职业、社交能力等全方位的康复训练，还有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和北京回龙观医院的专家定期为其进行免费的心理咨询和治疗。通过参与手工劳动，患者还能获得一份收入。虽然其运行模式获得了各方好评，但这个“桃花源”也面临着专业人员不足、康复者“出口难”等困境。
>>运行 这个“家”是天堂
7月22日，像每周五一样，静心园内正进行着一周小结和自由活动。
“这个是有诀窍的，来，我教你”，看到一旁的可欣摆弄着红色的丝线却半天编不出规定的模样，患者小丹微笑着提出“支援”。
作为静心园的元老级“学员”，可欣是第一批入园者，如今已经是老师得力助手。看着眼前这个脸庞圆圆、微笑时露出两个大大酒窝的女孩，很难联想到她是有着12年的重性精神病史的精神病人。
提到可欣，年迈的安爸爸已不再忧伤，情绪中透着激动和喜悦，“如果没有这里，真难想象孩子在家会变成什么样，估计不仅病情不会好转，我们老两口都得成神经病”，回想起可欣整日胡言乱语、光着脚上街的情景，安爸爸一家把静心园形容为“天堂”。“现在孩子不仅能独自上街买东西，还会砍价呢。全家人的存折也都交由她保管，她会按时存取”，作为家中的独生女，可欣的病情稳定、社会功能的恢复让老两口欣慰不已。
>>困境 康复者难回社会
虽然在静心园的日子过得无忧无虑，但随着病情的稳定，回到社会、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成了大家急切的愿望。
小丹在到这里之前，是一名公交车售票员。现在的她正为记忆力的衰退苦恼着，“原来算账、找钱都没问题，但现在吃完药后就爱犯困，想个事情要半天才想得起来”，她说考虑到自己要按时服药和身体的原因，想找个超市收银的工作。为了能尽快回到工作岗位，她每天都通过背诵、朗读、手工等努力练习记忆力。
回龙观医院社会工作科的牛医生坦言，在公众普遍的歧视心理反应下，病耻感和缺乏自信、对未来的未知导致多数康复期患者只能被“禁锢”在家中。
唐宏宇表示，精神病本身是一种慢性病，只要坚持服药、坚持社会康复，不仅病情反复发作的可能性大大降低，2/3左右的患者都可以顺利地完成大学学业、自己创业等。但到目前为止，只有不及1/3的重性患者能重新回到社会。许多单位的大门都向精神病患者“关闭”，“这样不仅不利于他们康复，而且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远虑 “最担心女儿养老”
乐坛街道残联理事长董子琴表示，月坛街道目前有精神残疾患者近600名，能到静心园的还是少数，回到社会的更是少数。好消息是，依照静心园模式，回龙观医院将在展览路街道开办第二家精残人员康复场所。
为了学员们能有事做，锻炼动手动脑能力，残联为大家在各工厂“连线搭桥”，让学员们能小有收入。可欣每个月不仅能获得街道提供的580元的生活补贴，还能有二三百元的“工钱”。
“一年又一年，父亲母亲为我们日夜操劳，不知把多少白发增添；一年又一年，又有谁知道，我们精残病友历经了多少苦辣酸甜”，朗诵到“父亲母亲”时，可欣的眼中泛起了泪花，声音也有些哽咽。
“我没想过结婚，要一直陪着爸妈到老”，可欣说自己欠父母太多，要用一生来偿还。她不知道，父母却担心他们百年之后，女儿如何过活，“精残患者需要终生服药，不仅没有工作能力，连生活自理能力能否恢复都不确定”，可欣爸爸说，在其多次提议下，精神(疾病患者)养老机构建设已经纳入西城“十二五”规划。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李秋萌 (出于保护隐私考虑，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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