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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转兵》剧照。任弼时（右二）的扮演者，为时任通道县常务副县长的杨少波。图/制片方提供
将于8月上旬上档的电影《通道转兵》里，一群地方官员集体“触电”：通道县一名副县长和司法局一名副局长扮演了国民党将军；另一名副县长杨少波，则率领商务局一名副局长、县政府办一秘书“投入”红色阵营，分别饰演任弼时、项英和红军军械科长。
这是一部建党90周年献礼片，讲述的是红军长征期间转战湘西南边城“通道”，面对危机，及时改变策略，顺利进行转兵并摆脱困境的故事。
它更是一部地方政府参与投资的地方形象片，针对性地呈现了地方风土人情，被当地政府视为旅游推广计划的一部分。
在湖南，参与拍摄电影的地方政府，还有永州市、怀化靖州县、邵阳洞口县、益阳南县、湘西保靖县和龙山县等地。岳麓山和靖港古镇等几处景区管理部门，则选择了定制电影。
或许是看中了这种新型的推广模式，或许是《非诚勿扰2》成功营销形成的蝴蝶效应，地方政府“触电”成为一种“时尚”。它们有着怎样的期待？前景如何？
本报记者袁树勋 徐海瑞 实习生 王晓芳
1 把电影当名片推广旅游
花这么大代价拍这部片子，一方面是为了重现那段历史，另一方面，影片本身也成为通道旅游推广计划的一部分。”
2010年12月26日，电影《通道转兵》开机。
为将这部当地原创剧本搬上荧屏，通道县政府进行了多方努力，一度将其列入政府年度计划，后与潇湘电影集团合作，并争取到了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谭仲池的支持——谭后来成为剧本作者之一。
通道县常务副县长杨少波是制片人之一，他介绍，影片共投资800万元，政府投资占了很大的比重：湖南省委宣传部、省旅游局和怀化市政府各出资100万元，通道县政府出资150万元，县内企业和党政机关融资100万元。
在这个国家级扶贫开发县，250万元是当年全县财政收入的四十分之一。
“花这么大代价拍这部片子，一方面是为了重现那段历史，另一方面，影片本身也成为通道旅游推广计划的一部分。”电影里，杨少波饰演的任弼时，连续抽了大半包烟。
几年前，通道县就确立了“生态立县、旅游立县”的发展战略，“红色旅游”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红军长征“通道转兵”会议会址“恭城书院”，已经被改造成一个红色旅游基地，内设红军长征展览馆、放映厅。未来，电影《通道转兵》将通过大屏幕24小时滚动播放。
影片着力刻画了当地风光和民俗，甚至有意将县名植入了毛泽东的台词：“心不通，何来道。”
导演周琦也认为：“片名有‘通道’二字，随着影片在全国播出，这将成为一张很好的地方名片。”
通道县投资的另一部电影《我们的嗓嘎》，也带有浓厚的地方营销色彩。影片2010年上映，获得第16届美国洛杉矶国际家庭电影节“最佳外语音乐奖”，讲述了一个侗族家庭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新的烦恼，特别是几代人对学习侗族大歌所呈现的不同态度——侗族大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9年，导演韩万峰主动上门寻求合作，提出的方案引起当地政府不小的兴趣：影片采用全侗语对白，穿插大量侗族民歌，而且可将当地着力打造的几个旅游区风景植入其中。
在协助影片拍摄的通道县文联主席杨旭昉看来，县里主推的两个旅游概念：侗族文化、自然风光，正好与影片的主题暗合，“这部电影将成为一个很好的宣传载体。”
在杨的引荐下，韩万峰与通道县达成了合作。
通道县为这部影片投资了8万元，并提供拍摄场地，所有演员都是从县内选出，杨旭昉饰演了片中一个民族文化村的老板。
在靖州和龙山两县，韩万峰执导的另两部电影，也同样得到了投资。
其中，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政府向苗语电影《锹里奏鸣曲》投资40万，占影片总投资的40%。
影片讲述的是靖州旅游业的重要元素——国家级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歌鼟”的故事。
此外，南县参与摄制了《厂窖惨案》，永州则参与摄制了《永州故事》。
2 地方政府与制片方的妥协
县里不同意直接投资，他提出的将乡里两种拳头产品植入片中的要求，遭到了制片方的拒绝，制片方甚至不打算让取景地的地名在片中出现。
望城县(现为望城区)靖港镇等地，则选择了目的更明确的定制电影，纯粹为宣传靖港古镇而制作的数码短片《小镇物语》，已进入后期推广阶段。
湘西保靖县则采取了“出人、出场地、管食宿，但不出钱”的合作方式，这种模式也被邵阳绥宁县等地方政府套用。
今年3月封镜的电影《女儿蛊》，以保靖县夯沙乡吕洞山景区为主要取景地。
让乡党委书记王胜感到遗憾的是：县里不同意直接投资，他提出的将乡里两种拳头产品植入片中的要求，遭到了制片方的拒绝，制片方甚至不打算让取景地的地名在片中出现。
但王胜觉得，片中呈现的山水、民俗，对推广当地旅游有积极作用，所以双方仍能维持合作。
“我们提供了免费的拍摄场地，组织群众演员，并承担了一部分食宿。”王胜记得，导演告诉他，“如果这部片子在收费的景区拍摄，花销可能会翻一倍。”
对于影片的内容，当地政府也提出了要求。蛊，音同古，相传是一种人工培养而成的毒虫。放蛊，是一种古老的神秘巫术，使对方遭遇不幸，另外也有使对象逢凶化吉的。
原剧本对“放蛊”的情节描写较多，王胜向制片方提出，尽量把“仇恨、报复”改写成“无奈、挣扎”，“不要把湘西人民刻画成阴狠狡诈的形象，也不要让人觉得这是个处处都‘放蛊’的地方，那样谁还敢来旅游啊？”
当然并非所有地方政府参与的影片，都显现出明确的地方营销诉求。
邵阳市洞口县拍摄的《村支书》(后更名为《大学生村官》)，就是一部以组织部门选调生为题材的主旋律影片，湖南省委组织部是名义上的制片方之一。
洞口县政府提供了少量资金，县四大家领导和部分县委常委参与演出，“主要目的还是弘扬主旋律。”洞口县委宣传部肖部长说。
该片制片人、洞口籍作家谢乐军认为，它类似于与祁东县政府合作的另一部影片——以汶川地震牺牲教师谭千秋为原型的《最后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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