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方面是节节升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一方面是急需贷款的中小企业。最终，催生出一个由银行，大企业集团及高利贷公司共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正在以集团化、组织化的方式迅速扩张。

　　“钱荒，正在把浙江中小企业群体逼上绝路。这不是危言耸听。”6月一个阴雨的傍晚，浙江商人杨广槐(音)一脸沮丧地陷在藤椅里，向记者诉说着自己的“伤心事”。在浙江，越来越多像杨广槐这样的中小企业主，正在因“钱紧”而被迫接受高利贷的“救急”。

　　在浙江，巨大的资金需求，最终衍生出一个由银行——大企业集团——高利贷公司共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正在以集团化、组织化的发展方式“茁壮成长”。

　　这是一个庞大得无所顾忌的高利贷市场；这是一条几乎无法撼动的利益链条。在这个链条中，中小企业正在以一种血淋淋的方式被“拯救”。在浙江，民间借贷的利息回报年利率已经高达100%。而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还不到10%。

　　“我们在等待，确切地说，我们是在赌博，赌今年下半年的经济环境会好转，赌融资渠道的‘清淤驱浊’。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调控政策没有松动的余地，浙江的很多中小企业将熬不过2011年的冬天。”杨广槐有些悲观的断言，从某种意义上，正代表了浙江中小企业集体的忧虑与迷茫。

　　浙江，金融风险在加大，隐藏于繁荣之下的民间融资市场危机四伏……

　　从逻辑上，这看起来非常奇怪：在原材料、人工不断上涨的高成本之下，中小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而在短期内流向中小企业的资本回报却越来越高——在浙江，民间借贷的利息回报年利率已经高达100%了，而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不超过10%。

　　不符合逻辑，却真实存在。

　　为遏制通胀的压力，迄今为止，中央银行已经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国内的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21.5%的历史高位。

　　央行的货币政策在有效收回流动性的同时，也加大了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难度。事实上，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即使是在货币政策宽松的时候，也很难得到贷款。现在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

　　无奈之下，浙江中小企业几乎集体低下头来，把目光投向地下融资——这一并不阳光，却可解燃眉之急的“非常规市场”。

　　高利贷就像毒药

　　借高利贷，已成为浙江众多中小企业的“无奈选择”

　　“一家中小企业，如果没有银行贷款，只靠民间借贷，大约6个月就要倒掉。” 6月15日，浙江一家企业负责人郑先生向《中国经济周刊》大倒苦水，他向记者表示，借高利贷，已成为浙江众多中小企业老板“寻钱”最惯常，也是最无奈的选择。

　　2010年末，郑先生的企业因为打跨国官司，企业的资金链出了问题，不得不向担保公司拆借1亿元人民币。“按照每天千分之二的利息来算，一天要付出的利息就是20万。我们公司只借用几天资金，就已经被吓得半死了，利息太高了。”郑先生向记者表示。

　　“当你实在坚持不住，马上就倒掉的时候，高利贷还是要去借的。借来，先活下来再说。至少还能撑半年。”采访中记者发现，在浙江中小企业主中间，像郑先生的心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高林原来是浙江一家商业银行的信贷经理，他的客户中，有一家生产医疗器械的企业，由于着急用钱，在“等不及”的情况下，借了700万高利贷，“这700万元，每天要付14万的利息。这家企业希望我在半个月之内帮他把款从银行贷出来，还给高利贷。结果，银行的贷款还没贷下来，企业先倒了。”提起这件事，高林一脸的惋惜，“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钱贷出来是没问题的，但后来政策越来越紧缩。”高林说， “银行的钱突然断掉，就像人一样，血液流光了，人会怎样？”

　　于是，从银行贷不到款，转而向地下融资伸手的一些企业，在利滚利的巨额高利面前，选择了“出逃”。

　　“利滚利，就像吸毒一样。有的企业，借了高利贷等银行贷款，等两三天可以负担得起，如果在规定的时间里从银行贷不出款来，这个企业就要逃走。”高林向记者表示，“老板跑了，人们管这叫‘上高速’。”

　　6月18日，温岭市利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景伟向记者表示：“目前，‘上高速’的老板越来越多。”

　　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层，陈景伟对贷款风险的加剧忧心忡忡，“有一家生产麻将机的企业，借了高利贷，一天前，一百多人的工厂还机器隆隆，一派热闹的劳动景象，仓库里也堆满了原材料及产品成品，可一天之后，这家企业却突然寂静无声、大门紧闭，厂子关门了，老板消失了。” 陈景伟分析说，在利滚利的巨额利息面前，如果你不选择出逃，那你将面对两种状况，第一，即使厂子全部卖掉也无法承受本息；第二，高利贷雇佣的社会力量每天戴着墨镜在你家门口守着，堵住你的厂门口，或者干脆就把你人抓走。

　　据温州一家企业主透露，一般情况下，放高利贷的人，身边多半跟着保镖，“那场面跟香港电影里的情节特别像。有些高利贷公司会成立自己专门的讨债部门，市场上也有专门的讨债公司与高利贷产业相呼应——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暴力或恐吓。不过，现在，企业主出逃的手段也多了起来，老板在家里坐镇，工厂照常生产，以稳住高利贷者，但其实，老板的家属早已经悄悄‘上高速’了。又过了几天，老板也突然消失，工厂随即停摆，‘金蝉脱壳’之计宣告成功。”

　　谁在热衷放高利贷？

　　个别国有担保公司和财务公司参与其中

　　高林告诉记者，尽管不堪利滚利重压，但眼下找他帮忙牵线借高利贷的企业却一天比一天多，而高利贷的利息也“一天一个价”地上涨。“企业太需要钱了，‘钱荒’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很可怕。”

　　“银根收紧的时候，银行贷款首先满足政府的项目需求和大企业需求，被挤压的是小企业，这是肯定的。因为政府的项目是压不下来的，而贷给大企业的成本和风险都远比中小企业的低。”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根据温州市经贸委调查的结果显示：认为当前资金面偏紧的企业占了42.9%，企业资金缺口平均约为10%，而企业的贷款满足率仅57.4%。受调查的企业大部分是亿元以上的规模企业，贷款满足程度相对较高。事实上，更多的中小企业目前的流动资金已较为紧张，借贷利率明显攀升。

　　一边是不断收紧的货币政策，另一边是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饥渴，这使得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非理性上涨。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调查，浙江民间短期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达5分、6分，甚至高达8分、10分。半年以上的贷款利率水平也有3分、4分。

　　在民间资本最活跃的温州，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温州的融资性中介机构数量达1879家，包括186家担保公司、1088家投资(咨询)公司等。

　　在民间，这些机构被称为“地下钱庄”，也被概称为“担保公司”。2011年，这些机构的数目一直在增长。

　　“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实业不做了，去做拆借。因为实业的利润太低，最多不超过10%。为什么那么多担保公司，生意还那么好？因为(中小企业)太缺钱了。”温州某制鞋企业的老板张自强向记者表示，他“所认识的几乎所有担保公司都在放高利贷”。

　　担保公司，原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用担保的第三方。而如今，它成为了高利贷融资链条里最积极的推动者——负责通过各种渠道凑集资金，再通过各种方式将钱以高利贷出去。

　　以一个注册资金1亿元的担保公司为例，按照有关规定，可以担保8个亿到10个亿，但银行为了降低风险，往往将担保的额度降低。1亿元的资本金放着不能动，假设担保一个亿，担保的收益率大概在2厘到3厘，收益最多仅为300万；假设担保10个亿，收益最多也仅为3000万，这已经是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很难达到。再减去运营成本，利润空间很有限。

　　而从制度的设计上看，担保需要承担的风险和借钱出去承担的风险几乎相同。

　　所以，从收益和风险比例来看，没有人会愿意让1亿的资本金睡大觉，钱生钱的游戏其实很简单。高林表示，如果把这一个亿拿来拆借，它的利息是5分到6分，和担保业务相比，放高利贷更具有诱惑性。

　　“这个诱惑太大了！”张自强说，他身边做实业的老板，有闲余资金的，都成立了担保公司或类似的融资中介了。

　　高林向记者透露，在浙江，一些国有担保公司和财务公司也在利用国有资金偷偷放高利贷。“例如，有一家注册资金为9000万的行业性担保公司，就将这笔资金高利贷借给其他担保公司，再由其他担保公司以更高的利率放出去。”

　　针对这种乱象，在3月中旬，银监会在系统内下发了一份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注重对融资性担保机构资质的审查，担保公司必须在2011年3月31日前完成规范整顿，达到监管要求，才能获得准入牌照。

　　但事实上，在浙江，这次整顿并没有显著成效。根据高林透露，只要成为相关协会的会员，缴纳一定的会员费用，办理担保公司的一切手续均开绿灯。在整顿之后，他还成功办理了多家担保公司的注册登记。而这些公司做的都是拆借业务。

　　高林从银行辞职之后，很多担保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给出的条件颇为诱人：副总+颇丰的年薪+提成+股权。这样的待遇不会比银行差，压力却比银行小得多。

　　“很多担保公司的老板并不专业甚至盲目，他们只看到其中的利润空间很大就去做了，但实际上无论是从人脉还是专业的角度，他们都很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帮忙。”高林的很多同行和同事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较为集中地从银行辞职，跳槽加盟担保公司。

　　采访中记者发现，在高利贷融资的链条里，银行业主动或被动地扮演着极为微妙的角色。

　　耐人寻味的“资金流”

　　银行、大企业集团变身“新兴高利贷者”？

　　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民间的集资，包括从企业实体经济里转移过来的资金、社会的闲散资金等；二是通过各种方式渠道从银行流出来的资金。

　　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民间资本充其量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是银行流出来的钱。”甚至有人认为，银行的钱占到80%以上。

　　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经验，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

　　关于担保公司如何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再以高利流进地下融资市场，在浙江的民间，可以给你提供多种答案。例如，虚构项目从银行套取低成本资金；又例如，对那些贷款方案获批但银行没有额度的业务，介绍资金到银行存款，增加银行的存款基数，然后银行放贷出来等等。

　　其中，有一种流出方式，看起来很顺理成章，却又不费力气。

　　陈永是浙江一家农业高科技企业的老板，企业资产已经达到10多个亿，经营状况良好，从银行获得的授信有3个亿。虽然他也正一门心思地要把企业再推上一个台阶，但是，“假如融资市场按目前的态势继续发展下去，我也会适当地投资高利贷市场。这个太诱人了，不用干活了。”

　　他算了一笔账：从银行贷出来一个亿，5000万用于企业发展，再将5000万拆借出去，以年利率50%算，就有2500万的利息。“我从银行总共贷了一个亿，付给银行才600万利息，光利息我就赚了1900万。”

　　很多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事实上就是这么干的。记者采访中，接触到不少这样的案例。例如，有一家食品企业，从银行贷出了3000万，500万投入企业生产，2500万流向了高利贷市场。

　　“这比工厂的利润大多了，不必苦兮兮地扩大生产规模，三个月就能赚取超过工厂一年的收入。”张自强告诉记者，在这种畸形的利益分配之下，实体的企业已经成为高利贷市场从银行融资的平台，流动资金贷款再次进入融资链条，不断给高利贷市场补充血液。

　　张震宇坦言，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不是主流。“因为银行的资金便宜，国家基准利率和民间借贷之间存在利差，在利益驱动之下，企业会拿出一部分资金以高利放给那些得不到银行资金的中小企业。”

　　他认为，这与银行的监管失职相关。

　　为此，银监会专门出台了“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固定资产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及项目融资业务指引)。

　　但监管的效果并不明显。

　　陈景伟也是从银行辞职出来的。根据他的分析：按照正常的贷款通则，贷款必须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用途去使用，例如约定购原材料就得拿去购原材料。“但如果他是提现的话，你就没办法监管。北京、上海提取三五百万现金可能很困难，但在我们这边很方便。每个银行机构的现金都放得很多，现金监管几乎不可能。”

　　根据合同的约定，银行有监管的权利。但作为权利，这意味着可以放弃行使。

　　站在银行的角度，最重要的是风险防范，只要抵押物和盈利状况都没有问题，最终钱流向何处，不是它最关心的。

　　不只是上述中等规模的企业，许多融资实力雄厚的集团公司旗下都有担保公司或投资公司，利用银行资金做拆借业务。

　　然而，高回报之下是否隐含着高风险？

　　“表面上看是这么回事，但在较为成熟的运作下，风险出现的几率和暴利的几率三七开都不到，风险也就在20%左右。”

　　陈永说，在浙江，像他们这样的企业，银行贷款到期了，再困难也绝不拖欠银行一分钱。“实在没钱了，向高利贷借，先还银行，等银行放款出来，再还高利贷。”

　　此情形之下，高利贷赚的就是这样一个时间差。假设企业要还银行钱，还缺2000万，向高利贷借。“还给银行的钱不一定能再贷得出来。但很多担保公司就有这样的本事，他可以知道哪些企业需要钱还给银行，还可以确定银行是否会再次贷款给企业，甚至他可以确定哪一天贷出来，出现在哪个账户上。你还认为这会有高风险吗？”在陈永看来，高回报之下，实际上承担的是低风险。

　　“担保公司收利息的时候基本上没发票的，都要企业去洗钱，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虽然很多借了高利贷的老板还不出本金就跑了，但实际上，在还回本金之前，利息可能已经回本了。即使亏损，也不大。

　　“几乎所有稍成规模的担保公司都有银行力量的介入，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银行不介入，这一切无法做到。”张自强说，在浙江，这是公开的秘密。

　　此次，民间借贷的繁荣出现了新态势。张震宇这样总结了近期温州民间融资出现的两个新特点：一是民间融资形式呈现组织化；二是民间融资流向呈现投机性。

　　可以确定的是，民间借贷的资金规模在大企业、大集团和银行等各种力量的参与下，规模不断壮大，并且向组织化和集团化发展。

　　根据企业老板们的估计，浙江民间金融流动的资金规模或许已经接近3万亿。

　　“以温州为例，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曾向媒体估算，温州的民间金融资金规模有8000亿元。”

　　针对周德文提供的这一数据，温州当地一位官员认为这是“胡说”，该官员表示，温州地下钱庄并没有想象得那样严重，对于中小企业钱荒现象，“政府正在积极商讨对策”。对于温州民间金融资金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接受记者采访的政府部门和人员均保持缄默不语，这，最终成为了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