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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贵阳6月28日电（记者王念、周芙蓉）贵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绝处逢生之地。
回忆往昔，长征亲历者、居住在遵义的96岁老红军王道金仍嘘唏不已。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中国工农红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开始转战贵州。
没有人知道奇迹会不会发生，但奇迹在贵州的大山深处发生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正确的军事路线，挽救了党和红军，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
岁月沧桑。秉承遵义会议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带领贵州各族人民建设和发展的新征程上，冲出绝境的奋斗可歌可泣，绝处逢生的故事感人至深。
尊重民意，敢担风险：共产党人的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利益
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陈松说，引领中国革命走出绝境的遵义会议，其精神实质，就是实事求是，根据中国国情走自己的道路。这种精神财富，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公社的旧体制，曾使贵州农村十分贫困，不少农民甚至吃不饱饭。1975年，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顶云公社陶家寨组农民秘密商议，把全村183人分为3个组，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7个领头的村民签下生死盟约：如果有人因此坐牢或者被杀头，其他人就要承担其孩子抚养和老人送终。
“与其饿着肚子熬，不如冒险一搏。”当年的领头人、74岁村民陈高忠回忆说，“每年打下粮食，不到第二年开春就断顿了。人是要吃饭的啊。”
定产到组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当年每家每户都解决了吃饭问题。第二年，他们实行联产到户。陈高忠说：“那年，全家老小吃饱了饭，我家还剩3000多斤稻谷。”
至今，陈高忠还保留着2斤当年的稻谷，纪念那段难忘的历史。
为了不被发现，陶家寨组的村民战战兢兢，各家的责任田用石头做记号。但是有一天，时任顶云公社党委书记的卢泽江突然来了，看了，表情凝重，什么都没说。
当村民们感到大祸临头的时候，顶云公社党委的决定让他们十分震惊：陶家寨的做法，在全公社范围推广。
卢泽江说，当年的农业生产体制和分配制度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全公社缺粮面高达80％。
时任关岭县委第一书记的李清泉知道情况后，明确支持顶云公社的做法。他说，农民无非就是想吃饱肚子，这怎么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作为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不能满足他们这个基本的要求，我们不感到痛心和惭愧吗？
关岭县委常委会决定，县委工作队帮助顶云公社16个生产队搞“联产承包”试验。李清泉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但为了群众，再大的风险也值得担。
“试验推开的那年，粮食生产就创了历史最高水平。”卢泽江说。全公社28个生产队有16个试行这一办法，在夏收作物遭了冰雹，秋季作物又受旱涝的情况下，16个生产队个个增产，平均产量比上年增加三成。
顶云公社的做法得到了贵州省委主要领导支持，但同时也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责难和压力。有人指责贵州的做法是走“小农经济的独木桥”。省委领导明确回答：“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30年后，当时报道顶云试验并引起姓“社”姓“资”大讨论的一位老记者回到顶云，感叹当地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回忆说，当时的顶云公社、关岭县委以及安顺地委、贵州省委的很多同志，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尊重民意，带领群众走出了绝境。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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