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环节，与会陈述人争取发言。

与会陈述人积极发言，许多人超出时间，需要工作人员提醒。记者黄澄锋摄

　　《广州市募捐条例》立法听证会激辩募捐应否设定行政许可

　　昨天上午，16名听证陈述人、10名听证旁听人、部分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组成人员、市人大代表围坐在广州市人大常委会8楼办公室，这里正在举行《广州市募捐条例》立法听证会。围绕“《广州市募捐条例》是否对红十字会和公募基金会以外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开展募捐活动设定行政许可”事项，陈述人们进行了各种陈述，之后就议题进行辩论。

　　文/记者陈翔

　　昨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宝怀、秘书长周素勤以及部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市人大代表作为听证人出席了听证会。

　　据悉，广州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正在起草《广州市募捐条例》，该委拟在条例中设定募捐行政许可事项。在立法调研中，广州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发现募捐行为规范不足是全市募捐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而且，从现有法律、法规看，只有红十字会和公募基金会可面向社会公众募捐，法定募捐组织还比较少。广州市要对募捐立法，就要考虑在加强募捐管理和规范募捐行为的同时，是否要适当扩大募捐主体，以促进公益事业发展的问题。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于上月在《广州日报》等媒体上发布公告，征集了16名听证陈述人和10名听证旁听人。

　　围绕对红十字会和公募基金会以外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开展募捐活动，是限制募捐主体还是扩大募捐主体？是加强监督还是令规则混乱？会不会限制市民献爱心等焦点问题，听证陈述人进行详细陈述、激烈辩论。

　　多数陈述人赞成设行政许可

　　结果显示，16名听证陈述人中，6人反对对红十字会和公募基金会以外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开展募捐活动设定行政许可，9人赞成，1人态度较中立。

　　广州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说，本次听证会后，该委将根据听证意见对条例草案稿进行修改完善并制作听证报告书。听证报告书将提交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作为审议上述条例的重要参考资料。

　　焦点1：

　　是限制募捐主体

　　还是扩大募捐主体

　　赞成方：广州市中院行政庭庭长肖志雄说，社会募捐活动主体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状况的不公开性和不透明性，无法进行事后监督，因此导致了非常多的诈捐、骗捐事件；对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非营利的事业单位设立行政许可，对民间公益的法律地位，对改变目前的慈善事业效率低下和公信度不高的现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肖志雄认为，设定行政许可并不是限制募捐主体，而是扩大募捐主体。“如果一开始不管理好，所有人会不相信我们的事业，应该在事前事中事后加强管理。”

　　反对方：广州市委党校副教授申东辉明确态度：不赞成设定行政许可，但要加强对募捐活动的监督和管理。“现在香港相关慈善组织数量是广州的180倍，我们不要一边叹息，一边又通过准入门槛把一些人拒在门外。”

　　焦点2：

　　是加强监督

　　还是令规则混乱

　　赞成方：广州市北达博雅社会工作资源中心总干事关冬生表示赞成。“为什么做好事还需要批准呢？这是有原因的。”他说，社会募捐的法律行为存在三方当事人，合同的受益人是社会中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募集人没有所有权，要受到监督，募集人主体应该具备一定资格。“行政许可不是堵，也不是歧视，关于许可的门槛条件其实是很低的。”

　　反对方：广州市律师协会行政法委员会副主任陈作科说，从慈善事业较发达的国家来看，个人捐赠占慈善捐赠的80%以上。现有法律法规对捐赠中的违法犯罪有规定法律责任，无需通过行政许可规避风险。

　　广州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刘静林说，“我们主张以法来进行约制，就是不要加入行政许可，让规则产生混乱。”

　　焦点3：

　　行政许可限制

　　范围如何界定

　　赞成方：广州市慈善会法律顾问陶娟说，民间的募捐活动由于没有相关许可，就没有合法性，通过设定行政许可就可以改变这种情况。许可后可以促进慈善组织的自律，可以提高民众对募捐活动的信任。“不支持的同志中，有的搞混了募捐和捐赠的概念。条例没有限制任何单位和个人向慈善机构献爱心，捐款。只是原来法律没有规范募捐人的法律责任。”

　　反对方：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何富杰说，公民和组织只有经过行政机关才能进行募捐，这样限制了很多东西。他说，设定行政许可不符合鼓励捐赠的立法目的，是限制。“尽可能限制行政许可的设定，这是行政许可法的精神。能不设定就不设定。”他说，有的募捐活动具有时效性，比如救灾救急治病，可能会因为行政许可耽搁，错过募捐的最佳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