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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文章:百年进藏记

发布时间:2011年05月21日 03:56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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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西藏和平解放60年

  雪域高原也无力阻挡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的滚滚车轮;强迫的改变,抑或自觉的追随,在这一个多世纪里交织纠缠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董瑞丰胡星

  翻过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青藏铁路顺势而下,一头扎向广袤的高原腹地。千年雪山把朝霞映射在钢轨上,泛起金属的坚硬光泽。

  这是一条工业文明的“天路”。路的东头,1865年北京城外的第一段铁轨曾引来“观者骇怪”;五年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度战败,“通商使团”携“奇技淫巧”从此纷至沓来。

  路的西头,一个英国“使团”经过多年筹划后,用枪炮开路,终于在1904年踏进拉萨。“他们依靠中世纪的武器和各式各样的杂牌现代武器同我们较量,他们一本正经地诅咒我们,然而我们还是过来了”,当年的英国随军记者记录。

  “骇怪”之后近半个世纪,北京城里进退失据的大清王朝倒台了。取而代之的革命者宣称,要将强权阻于外,铁轨通于内。宏愿在另一批革命者手中得到实现。

  也是近半个世纪后,诅咒英国“使团”的喇嘛和噶厦官员,把“新汉人”迎进了拉萨城。多年以后,和平解放的石碑在市中心屹立,与巍峨的布达拉宫遥相对望,新旧之间,纪念着两个民族曾共同经历的洗礼与重生。

  但传统和现代、本土和外来、宗教和世俗急剧碰撞之下,茫然困惑依然难以避免。强迫的改变,抑或自觉的追随,在一个多世纪里交织纠缠。

  “西藏人很早就具备了避开战争、和平安宁地生活、宽容待人的处世哲学和技巧,……从不卷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事务。”旧西藏的噶厦政府,一度以为可以继续把大门关闭。

  无论怎么封闭,再也不可能置身世外了。雪域千年的暗夜,注定要被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的汽笛声惊动。

  英国人入侵

  从拉萨往南400多公里,亚东是中印边境一座小城。从城边的噶举寺再向南眺望,边境线上则里拉山口和乃堆拉山口蜿蜒而来的土路交汇在半山腰,顺着干涸的河谷下来,依稀可见残遗着一条碎石铺就的驿道。

  数百年来,当地马帮就踩着这条一米见宽的小路往来中印之间。1903年,荷枪实弹的英国人以通商的名义,也沿着这条路踏进西藏。

  对于西藏的资源和地缘优势,“日不落帝国”垂涎已久。几乎在敲开中国东部海防大门的同时,大批训练有素的探险家和化装成朝圣者的秘密测绘间谍,开始年复一年深入到藏区腹地。

  后来担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的霍尔迪奇(Thomas Holdich),就曾用“无穷的矿产”来形容西藏东部。在了解俄国人的蚕食意图之后,他不无遗憾:“我们从未去探险过。”

  翻开世界地图,可以更清楚冒险家们的想法。西藏的西南侧,坐落着大英帝国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印度;东侧是富庶的四川盆地;西北方,还有被称为“地理枢纽”的中亚各国。高原耸立在亚洲大陆中部,睥睨着四周辽阔的平原。

  这是殖民帝国向全球急剧扩张的时代。帝国的影子背后,资本正在成为整个文明的动力——即便帝国本身,也要为财富效劳。而凭借工业革命的成果,征服者得以将触角恣意伸向非洲的荒漠、拉美的丛林,雪域高原也莫能例外。

  与在中国内地武力通商同步,“从这个时期(1860年代)起,我们可以找到英国要求开放西藏的一系列企图”,英国学者蓝姆(Alastair Lamb)在专著中如此评述。尽管在后人眼里,这样的开放,无非只是为伦敦的交易所又增添了一堆闪亮的筹码。

  19世纪的西藏,就在小城亚东,已经听见越来越急促的敲门声。想躲,是躲不过去了。1888年,英国人终于首次入侵。

  修建在山坳中的噶举寺,背山望水,肃穆庄严。本刊记者抵达的时候,这座隶属藏传佛教噶举派(白教)的庙宇,正迎来又一次政府修缮。“寺里供奉着一尊护法神,是十三世达赖下令从巴夏寺转移到这里的。”前来督查的亚东县统战部部长达瓦次仁站在寺前告诉记者。

  巴夏寺早已消失在远方的崇山密林里。面对当年武装越境的英国人,藏军严密设防之外,并请出临近巴夏寺的护法神施展法术。可装备着现代武器的英军显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藏军溃败之后,寺庙也从此被废弃。

  英国首次侵藏后数年,清政府抵挡不住压力,像内地已多次上演的一样,签下不平等条约。在拉萨海关的历史陈列室里,政工办主任尼玛次仁指着老照片告诉记者,1894年,亚东被开放为商埠,并开设海关,由英国人管理。

  但英国人的胃口并未满足于亚东,要求将市场深入到西藏腹地甚至拉萨。双方对通商问题的意见不一,加上划界、游牧等遗留问题,英国人开始准备第二次武力进攻西藏。

  1903年12月12日,英军3000人在少将麦克唐纳和商使代表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的率领下,翻越则里拉山口进入西藏。以通商为名,行入侵之实,西洋的冒险家视之为对自身价值标准的一次理所应当的普及。

  “惟于西藏,独不许进行贸易。此种偏颇不公之事,殊不适于正直文明之民族如君等也。”荣赫鹏侵入西藏后发表的演讲,将这一态度表露无遗。

  上了一堂主权课

  从亚东往北,海拔陡升,随后一路起伏,不断翻山越岭,如今经江孜到拉萨的柏油路上,犹有不少窄道急弯。可以想见,百年前英军踩着土路仰攻而来,实在并不占据地利。

  兵员数量也不占优。在亚东往北近百公里的曲美雄古,1904年3月已有藏军3000多人驻守,而英军仅预备1000余人。双方在此对峙,荣赫鹏利用武器的差异欺骗藏军,声称谈判停火必须熄灭火绳。藏军应允。随后英军将机枪架好,把上千藏军包围在围墙一角进行扫射,随后乘势向北进攻。是役,藏军共伤亡1400余人,英军仅伤亡15人。

  百年之后的曲美雄古,早已无处寻觅枪声。只有高原的风静静掠过残留的几堵土墙,供人遥想凭吊。

  一百多公里外的帕拉庄园,当年的大领主从这里派出卫队援助藏军。庄园里仍然陈列着当年装备的土枪。讲解员格桑顿珠告诉本刊记者,这种土枪需装填火药、点燃火绳才能发射子弹,每射击一次大约耗时五六分钟。

  而此时的英军,已经装备了马克沁机枪。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护卫的清军就曾见识过这种射速高达每分钟600发的现代武器的威力。

  双方军队装备和战略战术素养的悬殊,使得战争成为一场屠杀。为此,英国《每日邮报》的随军记者坎德勒(Edwudn Candler)声称,“很显然要不是我们狠狠地教训了他们(藏军)一顿,我们就不会有任何进展。”在部分殖民者的思维里,世界只能按照他们的逻辑来运行,凡是不能顺从的民族和文明,那就只能用枪炮来上课了。

  曲美雄古一役后,英军决意北上拉萨,在江孜宗山等地再度遭遇大规模抵抗。现在站在山下高耸的抗英纪念碑旁,仍能远眺到宗山城堡残留的英军炮火轰击痕迹。离此不远的乃宁寺,也犹有一段残垣,无言诉说着当年的战火。

  西藏并不乏可歌可泣的不屈反抗,但对当年的英国人来说,这只是“护使通商”途中的小插曲,他们唯一需要认真考虑的,是同样对西藏虎视眈眈的俄国人的态度。

  英国人进入西藏,让势力正深入中亚的俄国人感受到了威胁。俄国人意识到,失去清政府的荫蔽,地广人稀的西藏无力自守,必然会倒向另外一方——而俄国尚未做好准备。故此,俄国驻英大使数次发出警告,表示西藏为构成中国之一部分,“不能坐视彼邦现状之变动”。

  作为对“豪强友邦”的回应,英国接连表示“固无意兼并彼邦”,“只要其他列强不图干预藏事”;同时意欲借助一系列条约文书,将西藏营造成一块亲英的缓冲地。

  双方角力,皆遵照在欧洲已通行数百年的游戏规则。这样的规则,虽然即将在全世界自觉或被迫地通行,此时却还没有被所有人意识到,其中就包括清政府驻藏大臣有泰。在战事紧迫、藏军连连大败之时,有泰采取了隔岸观火的姿态,甚至颇有兴致地在拉萨附近树林里唱歌跳舞。

  有泰的颟顸在后来的史书里一再被痛斥。也有西藏历史研究者指出,当时西方的知识和标准尚未在中国完成破旧立新,“(有泰)首先还没有懂得什么是主权,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这些现代文明秩序的概念,既已被枪炮带到了东方,就必然给后者留下深刻烙印。

  1904年8月3日,英军侵入拉萨,占驻布达拉宫后的拉鲁庄园。随着内外压力渐增,尤其英俄之间罅隙不断,在高原的冬天来临之前,英军索取赔款,沿原路撤回印度,把拉鲁庄园还给西藏,把西藏还给中国。

  如今,这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西藏最大贵族的庄园,已经成为一个居民社区,藏式小楼背后,是被称作“拉萨之肺”的一大片城市湿地。过往的行人,或许会描述起往昔贵族的奢华,却鲜有人记得当年英军的匆匆而过。

  尽管只是拉萨的过客,英国人却迅速给中国上了一堂关于国家主权的课程,让此后的当政者都意识到,这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国土,从此必须以应对西方游戏规则的方式来经营了。

  “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

  后人无疑记住了这个教训。1949年下半年,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席卷整个大陆时,解放西藏被明确提上日程。12月,毛泽东在赴苏联访问途中,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解放军第十八军受命进军西藏。1950年2月,军长张国华在一次部队动员讲话中说:“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防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

  因“救亡图存”而诞生和壮大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共产党,显然已经熟稔现代主权观念,并对残酷的国际丛林法则深有感触。

  此时,美国一改之前态度,对“西藏问题”日益表现出兴趣。刚独立不久的印度政府,尽管于1950年4月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也试图继承英帝国在西藏的特权和其“缓冲区”策略,1950年末,时任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接连向中方递交备忘录和照会,对解放军进藏提出异议。

  作为回应,新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屡次态度鲜明地申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

  1950年初至9月,解放军进驻四川、青海的康藏地区,除在全军物色藏族干部外,也在当地吸收了大批藏族青年,包括时年20岁的阿拥、14岁的娜喜,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娜喜对本刊记者回忆,解放军和蔼可亲,她在学歌之余,听了“共产党来了没地的分地、没房的分房”的道理,便要跟着去西藏“解放像自己一样的穷苦人”。

  娜喜和阿拥分别加入十八军文工团和医疗队,后来分别从西藏自治区民宗委和日喀则医院退休。

  就在解放军准备入藏的同时,北京用各种方法与拉萨接触,争取和平谈判,但收效甚微。西藏当局决意关闭和谈大门,同时陈兵昌都。中共中央遂决定实施昌都战役,以打促和。

  昌都历来是藏东重镇,地处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之畔,扼青、康、滇、藏交通要冲。即使今天,从城区到最近的邦达机场,犹需经过两个小时险峻山路。本刊记者出发时,东方微白,从山上望下去,大江如练,天色要更亮一些,江水方才显露出暗涌湍急的真面目。

  1950年10月7日的拂晓大约也是这样。侦察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开始渡江,大军同时分兵数路迂回包抄,于19日晚进入昌都市区。藏军“一经接触、稍事抵抗即行溃逃”,全线向西后撤。

  从昌都城区往西南方向三十多公里,山路连绵,旧的朱贡寺已经被废弃在一片山坳之中,白墙红顶的新寺修在不远处的山巅。这里是昌都往西通向那曲、拉萨的必经之路。时任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率领藏军大部撤退至此,却发现后路已被解放军阻截。经过商议,阿沛决定与解放军接洽。

  至24日,昌都战役结束。噶厦政府也不得不被拉到和平解放的途径。

  欢迎“人民的军队”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签字仪式。因其共有十七条条文,又通称为“十七条协议”。

  10月24日,达赖喇嘛通电北京,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当日,十八军和西藏工委机关、部队乘牛皮船渡过拉萨河,进驻拉萨东郊。

  26日,西藏地方政府在东郊举行隆重仪式,以示欢迎。噶伦(主持噶厦政府工作的官员)拉鲁在欢迎词中说道:“在西藏,过去来过皇帝的军队、英国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我们都未欢迎过。这次来的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我们才进行了欢迎。”

  解放军素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闻名,进藏之初即已制定“政治重于军事”的方针,其一言一行更以民族宗教政策至上,途中已有“嘉萨巴(新汉人)”之誉。“第一课就是要严格遵守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十八军骑兵独立支队老战士赵钦贵回忆,尽管部队进藏后粮食供给非常困难,但“抓一条鱼就要进劳改队”。

  《解放西藏史》中亦载:“为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部队不得不停止捕捉鼠雀。……靠购买少量糌粑、土豆和挖野菜维持生活。”

  平等,是共产党带给西藏全新而深刻的印象。在内地,这同样也人心所向。1951年,毛泽东在庆祝签订十七条协议的宴会上说,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

  不过,虽然被噶伦称为人民军队,解放军进藏后并未如内地一般马上“解放穷苦人”。1951年的拉萨,在刚进城的娜喜印象里,首先是贵族们穿着唱藏戏似的大褂在林卡(树林)里喝酒游玩,一旁有光着腿的仆人小心伺候着。而在布达拉宫的后面,遍地是坐在太阳底下抓虱子的乞丐。

  赵钦贵所在的骑兵队进到拉萨时,路上还有骑马的贵族鞭打牵马的仆人,“看不惯也只能忍”。倘若遇见怀有敌意的藏军,则要“吐痰不还口,打人不还手”。

  这是和平解放与十七条协议的妥协。即便在武力解放的昌都,共产党采取的策略也是与当地活佛、土司共同组成人民解放委员会,依靠后者开展工作。昌都地区党史办副调研员郑华说:“达赖叛逃之前,统战工作是第一要务,而不是为了推翻三大领主(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

  但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识形态相遇在一起,如同流经昌都的昂曲和扎曲在澜沧江头交汇,免不了波涛起伏,暗流涌动。

  民心也在这时开始起变化。进入西藏伊始,解放军即按照时价,对支前、筑路的当地民工按劳付酬,而几百年来藏军支“乌拉”差从不付钱。山南地区当时一名贵族因自己的农奴没有支“乌拉”差而进行责打,这名农奴跑到共产党的驻地求援。“老百姓虽然逆来顺受惯了,但好赖还是分的。”赵钦贵说。

  1953年,康藏公路西线开始筑路,参加施工的除解放军驻藏部队外,还有噶厦政府从西藏各地派来支“乌拉”差的近万名藏族民工。与第一次领到支“乌拉”差役工资而雀跃激动的民工不同,远在拉萨的噶伦索康惊呼,“西藏要地震了”。

  “几千年从未有过的创举”

  从地图上看,康藏(现川藏)、青藏公路如两条细线,悠悠然把拉萨同内地系在一起。坐着车子去实地走一遭,才遽然发现,这是关山阻隔中的绝路逢生,实实在在的“天堑变通途”。

  一条是在悬崖峭壁上生凿出通道,横断山脉的落石随处可见;一条是沿冰峰雪岭盘旋而上,风雪冰雹不绝于路。

  1950年,两条公路相继破土动工。周恩来指示,“平时两路都通车,万一断了一条,我们还有一条。”两年后,康藏公路通车昌都,毛泽东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

  此间,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数次向北京表达了发展经济的愿望。1952年8月,毛泽东复信达赖,允诺中央政府一定会予以帮助。次年,再度复信,“(所需帮助)凡属能够办到的,中央当尽可能地办到。”

  1954年12月25日,康藏公路、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正在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达赖、班禅分别发来贺电。“这不仅是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奇特的创举,……对于发展西藏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也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达赖在贺电中说。

  以3000人牺牲的代价筑成两条现代公路,彻底改变了西藏人背畜驮的原始运输方式,从此,来自内地的血液源源不绝输入高原。“50年来,祖国内地通过川青藏公路运入西藏的物资共达2000余万吨”,《西藏日报》2004年的一篇报道统计。

  如今,沿318国道绕到拉萨城南,纪念公路通车的石碑就伫立在波澜不惊的拉萨河畔,日夜凝望着这座已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高原之城。从碑下擦肩而过的路人,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藏语之外,也有普通话、青海话、河南话,以及必不可少的四川话。

  距离纪念碑不远的拉萨河大桥,造型仿拟雪山、哈达,在高原特有的蓝天映衬下,煞是雄伟。2006年建成通车后,即成为另一项西藏亘古未有的创举——青藏铁路的一项标志性工程。

  青藏铁路东起青海西宁,经格尔木,西至拉萨,全长近两千公里。其蓝图最早曾出现在孙中山1919年写就的《建国方略》中。1958年,铁路东线动工修建,1984年建成通车;西线则于2001年正式开工,至2006年建成后,从格尔木至拉萨只需不到半天。

  在当地的新闻里,铁路开通让拉萨街头的商贩非常高兴,“他们都觉得生意会越做越好,生活也会越过越好”。

  通车当年,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对外表示,青藏铁路不仅将延伸至日喀则市,还将最终抵达中(国)尼(泊尔)边界。

  “交通迅速地发展了,西藏长期的与世隔绝的状态部分地被冲破了。”早在1959年,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已经意识到,西藏某种形式的改变不可避免,但他或许没有想到,变化会如此之大。

  “你瞧瞧这火车,每天能拉多少车皮进西藏。”2011年4月20日北京开往拉萨的T27次列车上,一名被派驻到格尔木勘探地矿的东北男子对着窗外发出感慨。

  旧面孔,新面孔

  列车的同一节车厢里,坐着数十名韩国游客,对着窗外的高原雪山不时发出阵阵惊呼。如此辽阔壮美的景象,想必是别处不多见的。

  一名机械润滑油公司的销售人员对邻近游客的惊叹有些不屑,“每年往来好几次,没什么可看的。”他在意的是即将通向的市场,“西藏的市场现在一般,但我们公司看重的是未来。”

  还有休假归来的武警战士、在林芝打工的四川妹子,以及只身旅游的年轻白领,一起汇聚在这列呼啸进藏的快车上。“不是说么,去西藏的都是‘三失’人群,失业、失恋、失意”,当被问及对西藏的印象时,一位年轻的女子笑了,“是一个带有符号意味的地方。”

  这种意味,在大昭寺和八廓街最能体会得到。澄净的蓝天下,寺庙金顶闪烁着耀眼阳光,酥油和藏香的熏染中,信徒们面容平和,脚步坚实,川流不息,日复一日诵经循环。

  熙熙攘攘中的安宁,或许这就是西藏与日俱增的魅力所在。只是一瞬间,不禁蓦然起念:这种意味,是否终有一天会成为只是一个符号?

  路过拉鲁湿地旁整齐停放的一排排崭新的挖掘机,在拉萨做生意的多吉江村想起了昌都老家。听说本刊记者要去昌都,他有些激动,还感叹“老的东西都拆完了”。

  其实,千里之外的昌都,老的东西并没有拆完。山顶巍峨依旧的强巴林寺,如今还住着一千多位喇嘛。不过在山下,政府官员的确正为这座山城没有更多建设土地而发愁。

  中印边境的亚东,援藏干部也正为这个边陲小县制定“经济特区”的发展战略。但从上海来的县委书记纪晓鹏和常务副县长吕晓钧都有些惋惜:为什么老百姓有了钱,就要把以前漂亮而独特的藏英结合式老房子拆了,建成和内地一样的钢筋水泥楼房?

  恍惚之间,西藏的面孔似曾相识。走在今天的西藏,依稀能找回内地昨日的几分旧影。只是在高悬的经幡和垒起的玛尼堆旁,也许忽忽若有所亡的人心,能找到更多的安放处。

  但在主权完整的前提下,这些变革与一百年前已有了截然不同的性质。在英国人曾用武力威逼通商的亚东,中国斥重资修建起交通和市场,等待边境对面的回应。

  通商现在是中国人最想做的事情。“不仅县里,甚至全自治区,都希望这个口岸早日开放”,亚东县委书记纪晓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