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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年01月31日 15:40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西藏和平解放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进行的。由于当地特殊的政治社会状况和险恶的地理交通条件，进藏部队的补给供应是否通畅就成为能否顺利解放西藏的关键。毛泽东对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高度重视，做出一系列决策进行指导。这些决策不仅保障了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而且对此后经营西藏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解决西藏问题，“给养供应麻烦多”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西藏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完成全国统一大业的题中应有之义。西藏的解放是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顺利发展，于1949年开始逐步提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的。1949年2月，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会见了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A.米高扬一行。谈话中，在展望解放战争的进程时，毛泽东谈到了西藏问题。他指出：解放全国，“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就迄今为止所公开的材料来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到“解决西藏问题”，而毛泽东对大军进藏的第一反应就是“给养供应麻烦多”。
毛泽东的这一看法是正确而深刻的，抓住了进军西藏的要害和关键。“给养供应麻烦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环境恶劣，交通不便。当时从康定、西宁骑马或步行到拉萨，要翻雪山、渡激流、趟冰河、过索桥，一般行程均在三四个月以上，补给运输之困难可想而知。二是政治社会情况复杂。解放前的西藏是全国各省区中唯一没有建立起党的组织体系的地方，党对群众的影响几乎空白。部队进藏沿途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处于土司头人和寺庙的统治之下，匪患肆虐、人心不稳，根本不可能承担供应大军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之下，进军西藏最大困难莫过于补给，一旦粮草弹药不济，解放军将不战自败，甚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毛泽东在指导解放西藏的过程中，对后勤补给始终高度关注。早在谋划解放西藏之初，毛泽东就曾为此向苏联请求空军支援。1950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提出了在人民解放军对藏军事行动中请苏方提供空军支援的要求。在解放新疆的军事行动中,苏联已经提供了类似帮助，把解放军运往新疆。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您派往中国的飞行团给了我们巨大帮助，运送了大约一万人。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对您的援助表示感谢，并请您把这个飞行团继续留在中国，帮助准备进藏的刘伯承将军运送粮食。”斯大林答复：“你们准备进军西藏这很好。关于飞行团我们要同军方商量一下，然后再给你们答复。”(〔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估计是因为技术方面的原因，此项空军支援后来并未落实。部署昌都战役期间，毛泽东于1950年8月18日致电西南局询问部队进军的情况，提出的三个问题中，就有两个是关于补给运输的：“（一）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长道路是否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通车；（二）昌都能否修建机场及是否适于空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接到西南局“飞机到昌都上空是有可能的”答复及“增三十架飞机”用于空投粮食的请求后，他立即致电周恩来和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涛，指示他们分头督促空军司令部尽快筹备三十架飞机，并特别嘱咐“三十架飞机要是高空使用的，驾驶员亦须适合此项条件”(《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5页。)，同时命令立即赶修甘孜机场。23日毛泽东再次致电西南局、西北局，询问:“你们一万六千人由甘孜向昌都进军，粮食全靠部队携带及耗牛载运，其中三千人须有过冬粮食，准备撤回的主力一万三千人至少须有往返期间三个月粮食，甘孜是否已有这样多的粮食，部队及耗牛是否有这样大的运输力，仍望查告”，“昌都等处可能购买一部粮食及肉类，你们是否已准备一批金银及藏民需要的货物如绸茶等带去”。(《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2、93页。)1951年1月29日，毛泽东又致电西南军区，询问十八军入藏物资准备情况。电报中说：“入藏部队必须携带之皮衣、皮帽、帐篷、饭锅、水桶、黑矾、大蒜、料袋、牛绳等二十余种物品，十八军是否业已准备好，望查告。”《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42页。电报中对入藏部队所需物品一口气列了9种，细至“大蒜”、“牛绳”，部队物资供应在毛泽东心目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
既然交通不便，运输困难，那么进藏部队物资供应问题怎样解决，能否大量就地采购？这一想法在最初考虑解决西藏问题时，就被毛泽东断然排除。邓小平1950年7月21日曾说：“毛主席对西藏问题就确定了两条，第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二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员会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1950年12月，毛泽东在给西藏阿里两位地方官员的信中，进一步指出：“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扰老百姓。”(《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36页。)“不吃地方”成为部队后勤保障的总方针。
毛泽东提出这样的方针，很可能是总结了红军长征的历史教训。他知道，青藏高原地广人稀，高寒缺氧，生产水平低下，加上社会制度落后，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广大藏胞的生活十分贫穷，更谈不上供应几万大军。红军长征时擦了西藏的边儿，三个方面军都从四川、西康藏区穿过，对此有过切身体验。1950年7月，邓小平在谈西南少数民族问题时，也提到：“红军北上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犯纪律的事，那时饿慌了，没有办法……这次我们到那里，一些藏族人士也很坦白地说，那时把粮食吃光了，心里不愿意。”(《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96页。)所以，这个地区的人民到现在对共产党的政策半信半疑。邓小平由此得出结论：进军西藏，经营西藏，要由民族团结入手，重视经济问题的解决，经济问题也可能引起政治问题。(参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如果我们只给人家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空头支票，而把人家的粮食吃光，这是不行的。”(《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200页。)邓小平的看法也是当时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共识。
大军西行，粮秣自备。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西南局、西南军区提出了进军西藏“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口号，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组织后方运输。首先，组建了支援运输司令部，并着手建设甘孜后勤基地，在雅安至甘孜沿途设立兵站。同时，“不惜一切代价”突击抢修雅安至甘孜路段。除了已通公路的地段用汽车、马车运输外，还组织了大批牦牛运输支援进军。另外，还加大了部队人员的携行量。进军的运输补给是按人头逐日计算的。战士除武器装备外，每人要携带10日的粮食，平均负重七八十斤。(参见《解放西藏史》编委会编《解放西藏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页。)战士们背着粮食行军，过去人们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进藏部队却是“兵马出动，粮草同行”。后来，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回顾当年运输补给的艰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从1950年4月至12月，先后组建了廿二个兵站，三个航空地后勤站，经常使用500辆汽车，3300头骡马，358辆胶轮大车和大批牦牛，形成空中和地面、军队和地方、人力和畜力、现代和原始的多层次多手段的立体运输，大力向甘孜、昌都地区抢运粮食，才基本上保证了当年的进军，即使这样，154团还一度断粮，靠野菜、地鼠充饥才支撑下来。”(党雨川：《张国华同志在西藏》，《西藏党史资料》1994年第1、2期合刊，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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