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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年10月25日 04:31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新京报
10月13日，蕉岭县芳心村村民戴远广展示选举理财小组的第三次投票结果。记录显示三个小组长未当选，后来“被加入”。本报记者 杨万国 摄
核心提示
随着农村土地、森林等生产要素的市场价值越来越高，基层腐败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缺乏监督的农村自治，成为“村官自治”。在高发的腐败案中，村官腐败被认为已“不逊高官”。
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对乡村治理展开尝试，希望通过建立监督组织，加强农民民主能力，遏制村官腐败，实现乡村善治。
本报记者近日探访了正在进行试验的广东蕉岭和浙江武义，寻求其民主监督的借鉴意义。
在广东蕉岭县，名为村民监事会的组织在2007年开始建立，经过三年艰难发展，在今年6月通过政府强令全县推行。
记者调查发现，村民监事会遭到村官普遍抵制。虽形式上已推行，但普遍存在由村民小组长监督村主任的尴尬局面，监督的形式大于内容。离监督村务的目标，尚任重道远。
数日前，纪委书记卢尧生接到一个匿名短信，举报村里3名主要干部私分上级拨款。
短信署名，“监事会成员”。
卢尧生是广东梅州市蕉岭县纪委书记。
他当即指示镇纪委展开调查。结果属实，纪委对该村三名村干部进行退款、批评教育处理。
与此对应的故事是，几年前该县有村干部3人携带公章到县里找部门争取资金支持，一出门三人就把钱分掉了。
在卢尧生看来，这是成立村务监事会后的一个进步。
2007年，广东蕉岭县新任纪委书记卢尧生在芳心村建立了一个叫“村务监事会”的村民组织。
今年10月17日，谈起正在进行的改革，卢尧生的神情夹杂着焦虑、不安和希望。一如试验了3年的村务监事会。
蕉岭村务监事会受到广泛关注，被称为农村民主监督的“蕉岭模式”。
不过，它在蕉岭的推行遭到村干部普遍抵制。直到今年6月，广东省纪委领导明确肯定后，蕉岭县委县政府通过文件强令全县推行。
在基层复杂的权、利与法的博弈江湖中，蕉岭试验能否名符其实，尚待检验。
被拔高的“蕉岭模式”
一位专家认为，对蕉岭模式热情拔高，不过证明基层政治类改革尝试的日益稀缺
“我们只是想低调试验，没有想到被外界夸得那么高，我们觉得都有点夸大了”。10月17日，蕉岭县纪委党风室主任刘均平想为“蕉岭模式”降降火。
刘均平是蕉岭村务监事会制度的具体推行者。
他介绍，监事会由村民代表会议民主推荐产生，由本村的老党员、老干部、县镇人大代表等老模范组成（简称“三老”）。村干部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和村财务人员不能进入监事会。
在学术领域，“蕉岭模式”被认为解决了农民民主监督的几大难点：
监事会成员由县、镇纪委“撑腰”并指导培训，解决了村民想监督但不敢监督、不知怎么监督的难题；
其次，“三老”在农村有一定威信，这些人普遍有责任心和公益心，敢于监督，能把监督落到实处；
再次，监事会对村务管理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面监督。监督的内容包括村务公开、财务收支、重大事项、政策落实、意见处理等，为村庄构建了一套防腐监督机制。
媒体报道认为蕉岭模式“复活了乡绅力量，实现农村三权分立”，还有媒体称其“搭建了新型民主监督平台”、“探索了基层权力制衡格局”。
2009年11月，第五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选择在蕉岭召开。“蕉岭模式”被与会专家肯定。
甚至有媒体报道，蕉岭模式还带来农村信访量明显减少。
对于信访减少一说，刘均平未予证实。
“这只是我们的理想期待，实际还有很多困难。”刘均平坦言。
他认为，信访量下降与否很难统计，而且各类信访成因复杂，很难说因一种监督制度推行，就立竿见影。“如果能全省推广，真真实实搞下去，经过一定时间，全省范围内的信访量下降是一定的。”
在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看来，对蕉岭模式的热情拔高，不过证明了我国基层政治类改革尝试的日益稀缺。
事实上，村务监事会在蕉岭县内的推广，依然遭遇重重阻力。
艰难“推销”监督
一名村主任听说要搞监事会监督他，大嚷道：“我村里的钱，我决定，要跟他们商量？”
2006年，蕉岭县分管农业的时任常务副县长卢尧生调任县纪委书记。这一年，中央下发文件要求农村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我们两人对农村工作都比较熟，但是在纪委工作方面 是生手。”刘均平介绍，他们考察发现，蕉岭的农村廉政建设“相比非常落后”。
芳心村——一个省市领导挂点的明星村，被选择进行试点。一口气在该村建立了12套制度，包括《财务支出审批制度》、《印章使用管理制度》和《重大事项议事制度》等。
运行了3个多月后，发现一大堆制度成了摆设。“如果没有人监督，这些制度村委会不实行，谁知道？”
刘均平说，全县97个村，纪委不可能一一监督，而普通农民不敢监督。“必须搞个机构，由纪委撑腰，让农民依托机构，才敢于监督。”
2007年，村务监事会率先在芳心村建立。
“多一个平台，就多一套人马，更多人支持我的工作。”10月13日，芳心村支书谢建祥称，他当时支持成立监事会。
刘均平介绍，芳心村监事会成立后，在其他村推广时，遭到普遍抵制。
“一个一个地谈判。”刘均平说，阻挠者都是村里一把手。在蕉岭县，大多数村的支书和主任一肩挑。“根据村民自治制度，我们无法绕开村干部。村主任不同意，就不可能建立”。
刘均平说，有一次他找广福镇一个村主任商议。这个村主任听说要搞个监事会监督他，“噌”地站起来，大嚷道：“我村里的钱，我决定，要跟他们商量？”
“他脑袋里压根就没有民主，监督这些概念。”刘均平说，这样的村官不在少数。
在那些集体收入多或资源处置权力很大的村，比如有征地项目，有山林矿产的村，村务监事会遭到更明显抵制。
一直到2008年底，全县只有10个村建立起来。
“村主任并不怕上面的领导。他们也是一方诸侯，现在维稳压力大，解决信访维稳问题，都要依靠村主任。而且很多村主任是人大代表，县里领导也怕他们的选票”。刘均平说。
为了说服村主任，县纪委组织村干部到芳心村考察。纪委书记卢尧生也亲自上阵，“一个村一个村苦口婆心做工作”。
到2009年中，终于有20多个村建起监事会。
卢尧生坦承，推行这项制度，一开始也遭到县里一些干部的冷言冷语。“我们压力很大”。
今年6月，广东省纪委常委姜斌到蕉岭考察，肯定了村务监事会“具有借鉴意义，值得总结推广”。
随后，蕉岭县委县政府发布文件，要求全县97个行政村全部推广。
刘均平介绍，到7月底，全县94个村建立了村务监事会，还有3个“问题村”依旧未建立。
本报记者 杨万国 广东蕉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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