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制售假药案始末:选择北京发货因首都可信度高_新闻台

　　“都选择在北京发货是因为北京毕竟是首都,可信度比较高,在北京发出去的货买药的患者容易相信,可以说北京两个字就是个品牌。”

　　假药贩子:我们打的就是北京牌

　　在曾令芳之后,曾文芳出现了。曾文芳整合了制假药的资源,设立了天顺天利商贸有限公司,一下子就让北京制假药行业提升了一个层次,制假药的流程分工更细,效率更高,业务更广,组织更严密。

　　2009年10月至2010年11月间,犯罪嫌疑人曾文芳伙同彭拥军等人,为生产、销售假药而合资成立北京天顺天利商贸有限公司,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等处雇用他人非法生产各类假药,并通过多家快递公司向患者邮寄发货。该制售假药案共涉12起案件,犯罪嫌疑人共计57人,涉案金额达3900余万元,罪名分别涉及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案件卷宗190余册。这起假药案是北京市检察院挂牌督办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第一案。

　　2010年7月16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一事主在本区购买某品牌降糖胶囊,经北京市药监局鉴定后认定为假药,警方经初步侦查认定这是一起生产、销售假药案。此案引起了北京市公安局和药监局高度重视,迅速抽掉精干力量共同组成“7·16”联合专案组,全力开展侦查工作。

　　在“7·16”特大制售假药案中,湖北省天门市是重灾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57名犯罪嫌疑人中,有47人来自天门,他们大多是亲戚、同乡互相引荐投入到这一行里来的。

　　每个行业都有领头羊,假药行业也不例外。曾文芳就是他们这群在京城从事“特殊工作”老乡的头头。他通过天顺天利公司将各窝点串联起来,把各窝点生产的假药统一收集,再通过快递公司送货并代收货款。各窝点在天顺天利公司都不会出现名字,取而代之的是编制的特定代码,窝点之间也互相不认识,称得上是一个严密高效的组织。

　　开夫妻店边学边卖

　　杨德仿是这个庞大制假贩假组织中的一颗“小棋子”,但他的经历却是该案中大多数制假药散户们的一个典型。

　　2009年6月,在同乡指引下,杨德仿带着妻子来到北京“创业”。其实他们所谓的“创业”,就是卖假药,这在杨德仿家乡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我们那边的人都知道”,杨德仿说。

　　刚开始杨德仿是跟着师父学,慢慢地他掌握了一些行业的窍门。在出师后,他就开起了夫妻店。杨德仿负责进假药,网上宣传,与客户谈判,找快递公司,他的妻子帮忙包装。

　　杨德仿卖的是“消银洁肤丸”、“美华癣康宁”之类和皮肤病相关的假药。他从别人手中进来的药都是半成品,上家在给假药的同时,还会给说明书、标签之类的配套产品,而这之后需要杨德仿自己去贴标签,还要自己给包装封口。

　　为进行隐蔽生产,杨德仿把小作坊放在了居民区里。夫妻俩在北京石景山区七星园租了房,就在出租房内对半成品药进行后期加工。

　　做好了假药,下一步就是卖。要卖就得广而告之,杨德仿于是找到了一家广告公司给他在网上做广告。杨德仿在广告上留的医院名称是航空航天医院。其实这是他随便想出来的名字,只是觉得名头够响亮,而他自己并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样一家医院。

　　为了显得真实,杨德仿在互联网上同时留下了四个北京市话号码,其实四个都是小灵通号码。杨德仿通过设置,把四个小灵通号码都呼叫转移到了他的手机上。只要有电话打来,杨德仿就冒充是航空航天医院皮肤科的大夫,像模像样地给患者分析病情,解答医疗问题。“你这个病在医学上很常见,目前医疗手段可以做到让你痊愈。吃我们医院特制的xx药,每12瓶为一个疗程,建议你最少服用三个疗程。”可笑的是他之前从没行过医,也没有任何有关皮肤病的医疗知识,他用来骗患者的话都是从皮肤病专业网站上查到的,现学现卖。

　　如果有人上当购买,需要杨德仿发货,他就通过QQ把患者信息发给天顺天利公司,公司就会派人来把包裹收走。在这一过程中,天顺天利公司要收到货款的10%到15%,算作组织辛苦费。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天顺天利公司发货,杨德仿说出了其中的原因:“干我们这行的都是老乡,大家干的哪个别的老乡也都知道。刚开始我是自己干,后来天顺天利公司就找上门了,希望我的货统一通过天顺天利公司发走。他们做得大,又是老乡,我也就同意了。”

　　在杨德仿的记忆里,卖假药发出去的货发到了全国各地,几乎各个省份都有,但唯独没有发到北京的。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北京人买到了假药,会很容易找上门来,所以就把北京的用户都屏蔽掉了。

　　从业两年,杨德仿具体向多少人卖假药,卖了多少次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卖的是假药,因为他卖的药既没有批号,也没有正规生产厂家。但为了挣钱,他还是说服了自己,“治不了病,但也肯定吃不坏人”。

　　家庭作坊家族经营

　　杨德仿代表了一大批天顺天利公司势力范围内的散户,而这个像港片中帮会一样的组织又是如何统一假药“天下”,并达到上千万的销售额的呢?

　　这还要从最初的家族作坊说起。

　　彭拥军算是天门人最早在北京“创业”的,具体做了多少年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也许是觉得太辛苦,自2009年9月起,彭拥军开始渐渐淡出了这个圈子,只保留了天顺天利公司的部分股份。

　　在彭拥军之后一度做大的是曾令芳。2008年5月,曾令芳到北京找工作,遇到了制假药的老乡彭拥军,就给他打工。

　　2009年9月,彭拥军不想再干的时候,就把手上的东西,包括厂房、设备等,都转给了曾令芳。曾令芳为了扩大生产,花了近万元从全国各地购买了粉碎机、压板机、抛光机、喷码打印机等设备。

　　规模扩大了,下一步就是招人,曾令芳首先想到了亲戚。妻子阳引贵、大姐曾腾英、弟弟曾记芳、女婿余荣龙陆续被他召唤来帮忙。每个月曾令芳会给其他几个人发工资,每人发1500元钱左右。

　　曾令芳通过给彭拥军打工,摸到了不少门道。制假药所需要的各种材料,曾令芳都能找到渠道进货。在曾令芳的联系人中,制造假药用的西药片、中药粉都来自一个姓郭的河北人。双方联系只通过电话,姓郭的叫什么,曾令芳也不知道,于是他在手机里就存了个“郭送粉”的名字。同样的,胶囊皮由一个姓赵的浙江人发货,电话里就存了个“赵进壳”,胶囊皮的价格是11万粒420元钱。制造假药用的瓶子是从“徐进瓶”处进货,每个0.19元B0.6元不等,曾令芳每次要进15000个左右。

　　从2009年起开始单干,曾令芳就觉得直接找患者购买量小还麻烦,于是就只向熟人批量销售,按照对方要求的品种和数量生产,生产完了以后就把药拿到约好的地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全都是现金交易。

　　曾令芳一伙主要制造治疗高血糖、高血压、皮肤病的假药。把原材料买回来之后,先由曾令芳按照下家提供的配方配药,如治糖尿病的药配的是格列苯脲100瓶、苯乙双胍100瓶、盐酸二甲双胍片20瓶、中药粉5到8斤,能做出40至60个疗程的药,也就是330瓶到500瓶左右。

　　配完药以后是机器磨粉,然后搅拌,搅匀了以后灌装胶囊。灌装后要给胶囊抛光,曾令芳本来是有一台抛光机的,但是并不好用,于是他就和曾记芳一起把胶囊放在毛毯里抖,抖完了以后胶囊也能变得光滑。在这样抛光后,他们再装瓶封口。

　　这一时期的组织还处于家庭作坊家族经营阶段,规模、金额均无法赶上之后的公司化管理阶段。在曾令芳之后,曾文芳出现了。曾文芳整合了制假药的资源,设立了天顺天利商贸有限公司,一下子就让北京制假药行业提升了一个层次,制假药的流程分工更细,效率更高,业务更广,组织更严密。

　　营销发货有专门公司

　　曾文芳于2009年3月来到北京,当时彭拥军正在北京丰台区制假药,曾文芳来了之后只是给他开车,做一些进货、给客户送假药等跑腿的活儿。

　　到2009年8月,彭拥军逐渐淡出这行的时候,曾文芳和侄子彭俊华一起商量觉得做快递业务更能挣钱,于是就筹划开一个物流公司。但是他们手头上没有客户也没什么资金,于是他们想到了彭拥军等一直在北京卖假药的老乡、亲戚。

　　一番交流之后,彭拥军他们也觉得可以做,于是天顺天利公司就这样成立了。2009年9月公司注册,股东有曾文芳、彭俊华、丰俊鹏、彭佳(彭拥军之子)、曾令芳、廖超然、狄雪莲(曾文芳之妻)。

　　公司成立起来之后,曾文芳就风风火火地把业务做了起来。第一步,他联络了所有认识的在北京的制假药的同行,让他们由天顺天利公司统一代为管理发货。公司给各散户的许诺是:让他们的销售看上去更可信,销量也会加倍。经过一段时间,大部分天门的老乡都被鼓动加入了天顺天利这个联盟。曾文芳终于实现了统一假药“天下”的梦想。

　　公司刚开始运转的时候,在行里名气还不大,每天也就几件货。但是到2010年案发的时候,每天就有几百件货从公司流出。甚至许多北京周边的散户都找到他们,先把货给他们,再由他们从北京发出。曾文芳供述时道出了其中的原因:“都选择在北京发货是因为北京毕竟是首都,可信度比较高,在北京发出去的货买药的患者容易相信,可以说北京两个字就是个品牌。”自2009年10月至2011年11月,短短两年,天顺天利公司委托快递公司销售货物所得货款就超过人民币3900余万元。

　　在整合了制假散户资源后,天顺天利公司和邮局以及一些速递公司签订了代收货款业务。当卖假药的散户成功钓到患者后,会和天顺天利公司联系,然后公司的两位司机就会开车上门取货。散户同时把患者的姓名、地址、联系电话和代收货款的金额通过QQ传给天顺天利公司的彭俊华,彭俊华把信息打印出来后粘贴在货箱上,再由速递公司上门取货。患者收到药品付款后,速递公司会把钱打进天顺天利公司的账号,公司再把钱打给广大散户们。

　　在这个流程中,天顺天利公司会收取散户货款的5%B15%作为返点,以此作为公司主要利润。

　　天顺天利公司的管理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保密,他们给每个制假药的散户都制定了一个固定的编号,根据编号进行日常的进货、汇款等业务,真实姓名都不出现。散户之间很少接触,沟通只靠电话。

　　每个散户所生产的假药在天顺天利公司也都有一个独有的代码。例如北京良乡有一个姓鲁的散户,所卖的假药代码256、258、268、266(这四个代码账目内金额共计769万元)。

　　2010年10月,曾文芳和丰俊鹏又另外注册了一个颂康福科技有限公司,目的就是把天顺天利公司停掉,把里面的所有业务转过来,因为曾文芳认为,“我们这种公司不能长期使用一个名字,容易出事,换个名字再干,其实业务是一样”。

　　经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7·16”案件中涉及到的近千种药品均按假药论处,对人身健康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犯罪嫌疑人大多为初中或小学文化,没有任何医疗工作经验,在配药时,犯罪嫌疑人将各种药物粉末随意搭配,危害性较大。

　　然而,由于流毒时间长,加之犯罪嫌疑人进行了较大力度的广告攻势,如在《黑龙江日报》、《河南日报》、《益寿文摘》、《辽宁老年报》等省级主流、专业报刊投入大笔广告费发布广告等,许多患者没能及时察觉,甚至在案发后,还不断有患者打来电话询问药品信息,还有一些老客户表示“疗效很好,希望能继续购买”。

　　日前,石景山区法院已对本案中20多名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杨德仿夫妇、彭拥军、曾令芳夫妇、曾文芳夫妇等人已于2011年12月2日被石景山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石景山区法院将于近日开庭审理。对于石景山区检察院已提起公诉的另外30多名被告人,法院将择日开庭审理。

　　对于这次案件为何能达到如此规模,大批量假药如何能平安生产这么多年而没有被查处,办案检察官认为:原因主要在于,目前对药品的行政执法多停留在对药品经营、流通证照的审批层面,对假药违法行为的监管难以顾及。具体来说,一是职能部门对药品原材料及医药器械在市场上的流通监管不力,使得被告人能轻易获得制药材料及封口机等制药器械,为被告人制造假药提供了便利;二是网络监管不力,任由假药广告在网上泛滥,为假药流通提供了便利。三是快递等物流企业对所承运物品审查不严也让销售假药者钻了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