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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记录
本报记者 徐伟
本报实习生 李春光
北京首都机场附近一处农家租赁院内,重庆检察干警梅兴吉和杨爱莲打开了房门。透过阳光下的灰尘,十多个铁皮柜摆放在那里,满满一屋都是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的账本。
为了查找这些账本,“三九”案件专案组先后调查了100多个搬家公司的经营情况,对搬运时间和搬运司机一一进行核对,查找过10多个可疑地点。
这是2009年春节前两天,作为关键性证据的三九实业账目终于找到,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原负责人王观超等人涉腐的黑幕也就此大白于天下。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今天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了“三九”案件侦破的台前幕后。据介绍,王观超等人系列贪污案,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向重庆检察机关交办的特大国有企业贪污案,也是重庆检察机关首次成建制派遣专案组到异地侦办的要案。该案查办金额巨大,追赃5000余万元,为国家挽回损失7000余万元。目前,一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一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钻研法律财会知识
成立多个公司“用公款在里面玩”
王观超出身贫寒,天资聪明又勤奋刻苦,在三九集团内算是一个能力突出的员工。1999年,三九实业成立,系三九企业集团下属的全资国有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主要经营汽车进口及销售。在该公司成立之初,王观超便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事务。
2003年,王观超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2006年,王观超以北京恒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义收购了三九实业。
其实,对于如何侵吞国有资产,王观超早有预谋。“他将如何侵吞国有资产当作一门事业用心来做。”专案组成员感慨。在查抄的一个笔记本中,他在2001年就写道:“多成立几家公司,用公款在里面玩,赚了归自己,亏损由国家承担,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除了担任三九实业的法定代表人,王观超还控制北京佳恒伟业商贸有限公司、北京丰达百通商贸有限公司、北京阳光丽达商贸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
以上公司的“用途”各不相同。北京佳恒伟业、北京阳光丽达、天津三九国际贸易等公司专门用于承接三九实业的资金及盈利业务；世爵汽车专卖店是王观超用三九实业的资金及品牌所成立,系王观超为自己离开三九实业所安排的一条“后路”；北京恒源投资公司系王观超用于收购三九实业的载体；北京丰达百通公司则专门被王观超用于隐匿公款及控股其他公司。
办案检察官披露,王观超将三九实业大量的资金及业务注入了以上的公司中,盈利归个人,亏损归国家,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在三九实业内部管理中,他撤换掉不是“自己人”的会计,有意安排使得内部职能部门“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造成管理上的混乱,方便自己浑水摸鱼。
对于有关部门的检查,王观超也早有防备。平时他热衷请客吃饭,编织个人关系网,每年耗费在吃饭上的钱数目惊人。此外,他还结识了一批实权人物,聘请了一批退休司法人员作为公司的法律顾问。
和一些企业老总到大学挂名镀金不同,王观超刻苦钻研法律知识,亲自到北大一个法律研修班学习,做了大量笔记。即便在日常管理中,他也会主动找财会人员聊天、请教财会知识。
2008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与国务院国资委纪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王观超等人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问题展开调查,并指定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办理。
接到任务后,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以一分院职侦局为主,吸收江北区、沙坪坝区、南岸区检察院职侦业务骨干成立了“三九”案件专案组。重庆检察院一分院副检察长梁木生、职侦局局长陈卫民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长,职侦局副局长宋云峰作为一线负责人。5月31日,“三九”专案组人员进驻北京。
“烫手山芋”拿在手
专案组用“笨办法”砸出突破口
虽然专案组早有心理准备,但在侦办工作初步开展后,才发现此案是一颗真正的“烫手山芋”。由于是第一次驻北京办案,有人笑称专案组是“重庆农民进城”。
此前,三九集团纪委已经对三九实业做了一次调查,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相反,在将公司卖掉后,王观超等人均已藏匿,账目失踪,大量证据被销毁。
面对几乎无从下手的开局,“三九”专案组陷入了“绝境”。
公司没有现成账目,专案组只好从外围情况着手,从三九实业的往来交易查起。但光公司名称叫“三九”的就有几十家,资金往来笔数更是数以万计,看一遍就让人晕头转向。
对此,“三九”专案组彻查了所有涉案公司的工商档案、验资情况、银行账户,获取了上万页的各种书证。特别是围绕王观超收购三九实业前后的资金动向,专案组下大力气侦查。
由于长期在北京摸排线索,专案组成员徐维彬常常独自驾车穿梭于大街小巷,从一个“路痴”变成了“活地图”,他曾自豪地说,在北京,没有他找不到的地方。
重庆检察院一分院反贪侦查处副处长的肖波和司法会计杨爱莲为查实往来账目,南下北上奔波取证,足迹跑遍了大半个中国,飞行距离达到10万公里,同事们给他们取了“空中飞人”的绰号。
最终,专案组撒拦河网的“笨办法”收到了成效,在繁芜复杂的资金往来中,专案组找到一笔1224万元的可疑账目,并以此为突破口,迅速展开调查,发现了王观超挪用三九实业公款收购三九实业的事实。随后,专案组对此立案。
公司电脑留有举报信
财务总监伙同业务经理“黑吃黑”
据透露,在藏匿点上,王观超并没有住在购买的房屋里,而是在房子对面另租了一间,专门观察“不利情形”。
即便归案后,王观超也“无比机智”,坚持不谈案情,并向办案人员说,“我不可能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此外,他还对办案人员讲,“你官太小了,重庆审不了我,换人”。
面对王观超“零口供”情形,“三九”专案组再次开展了大量的外围取证工作,并对涉案的其他核心成员予以抓捕。
对王观超等人的笔记本电脑,专案组聘请了专家对电脑记录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恢复,发现了大量与王观超贪污犯罪有关的证据,包括部分公司的账目、销售台账,还有一封关于王观超侵吞国有资产的举报信。
根据这封举报信,专案组发现了以举报王观超贪污为要挟,席卷公款潜逃的三九实业副总经理张翼鹏和三九实业财务总监王赟章。这两人认定自己掌握了王观超侵吞国有资产的证据,王观超就不敢告发他们,于是下手“捞”钱1200万元。
2008年10月,犯罪嫌疑人王赟章等人相继落网。王赟章到案后,不仅如实供述了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其贪污公款1000余万元的事实,还供述了王观超涉嫌贪污公款2022万元的事实。
事实证明,王观超还想依靠账目收取几笔外债,所以始终没有销毁账目,也没出逃国外。在三九实业账本这一关键性证据查获后,为了确保账册安全,专案组成员采取“蚂蚁搬家”的方法,每人每次带一两箱,将重达一吨的十几箱账本全部带回了重庆。
在“三九”系列案件侦查工作总结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副局长马海滨高度评价:“这个案件非常难得的是,几乎所有的决策都没有失误。”
2009年11月9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原负责人王观超犯贪污罪(贪污公款2629万余元)、挪用公款罪(挪用公款400万元),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11年7月15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2010年8月1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原财务主管王赟章犯贪污罪,判处无期徒刑。
此外,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助理兼天津三九董事张翼鹏涉嫌贪污公款918万元案,重庆一中院于2011年7月25日己开庭审理,即将作出判决。
本报重庆12月22日电
沉思录
在办理“三九”案件过程中,重庆检察院一分院针对国有企业改制和管理中存在的漏洞,总结出上级监督管理不到位、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形同虚设、私设关联公司套取国有资产、审计评估流于形式等四大国有资产流失原因,并撰写了《国有资产在重组过程中流失的成因与对策》。
对于国企高管的监管,对于如何防范国有资产的流失,有关部门一直是常抓不懈。但是,面对持续走高的流失金额以及屡屡出现的案例,我们是不是该静下心来反思一下:除了人的因素外,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否存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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