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机场刺母案一审宣判审判长详解量刑依据_新闻台

　　 “机场刺母案”宣判现场摄影：富心振

2011年10月31日上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备受关注的“机场刺母案”作出一审宣判，被告人汪某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犯罪工具两把尖刀予以没收。

一个在日本留学了5年的儿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刀捅向了深爱自己的母亲，由于辩护人此前在庭审中坚持辩称被告人“无罪”，因此这起刺母案的判决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本案中的司法鉴定书明确表示汪某作案时“处于发病期”，汪某辩护人也在庭审中反复强调这点，为什么法院最后判决汪某要承担刑事责任呢？

宣判结束后，人民网记者就此在第一时间专访了本案审判长、浦东法院刑庭庭长、全国优秀法官马超杰。

马超杰指出，对于司法鉴定意见，我们应当全面、客观地理解。鉴定书的分析意见非常明确，被告人汪某案发时虽然处于精神分裂症发病期间，但他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马超杰强调，鉴定书中这样说：“本次伤害母亲行为源于因为要钱与母亲发生争执，而并非受幻听、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的直接影响，但作案时处于发病期，细腻情感方面存在明显障碍，对作案行为的控制能力削弱。”也就是说，此时的汪某并没有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只是这种控制能力有所“削弱”，因此根据刑法第18条第3款的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马超杰介绍说，刑法第18条根据精神病不同情况及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影响，将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分为三种：第一种即第一款，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第二种即第二款，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负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第三种即该条第三款，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负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因此，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并非一概不负刑事责任，而应根据病情轻重缓急、辨认控制能力是否全部或部分丧失，通过鉴定来确定其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还是限制责任能力。

马超杰最后表示，量刑中主要考虑了以下几点：首先，被告人汪某持刀连续捅刺被害人，直接导致其母重伤，且受伤的9处伤口中有3处是重伤，案发地点又是在国际机场这一特殊场所，我们在量刑时酌情予以了考虑；其次，汪某案发时仅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到案后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再次，考虑到本案是由家庭纠纷引起，被害人对被告人已经表示谅解，酌情可以从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