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库移民自主回迁十余年无水电和身份证明_新闻台

　　调查动机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个小山村,农作物成片、鸡鸭成群,生活无忧。但在哈尔滨市的行政区划上,找不到这块地方；在这里出生的新生儿没有户口；这里的学生也无法参加高考；更别谈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村外的人不愿进来,村里的人“走”不出去。这个村庄如何成为管理的真空地带,成为“法外”之地?《法制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居民都知道西泉眼,但鲜有人知道青龙山。西泉眼水库是哈尔滨市两个主要的饮用水源之一,而这座水库则是用青龙山、龙泉山等山峰的脊背筑成的。为了让哈尔滨市有达标水,青龙山人整体搬迁。

　　故土难离。一批青龙山移民悄悄地返回家乡,过起了“无政府”的日子:土地自己开,粮食自己种；孩子随意生,人死就地埋。没有村委会、没有派出所,更没有法律的约束,一切自主。青龙山上诞生了一个“法外”村落。时光荏苒,新一代移民憧憬山外的生活,这时,移民们发现:一张无形的网拦住了他们出山的路——移民们“失去”了合法的身份——孩子没户口、大人身份证过期、学生考学报不了名……

　　曾经消逝的村庄

　　青龙山村依山傍水,成片成片的农作物模糊了记者的视线,远远望去,小村只有几处零星的房盖依稀可见。

　　走进村子就不一样了。

　　土坯墙、水泥瓦盖是这里房舍的主要建筑结构,简易而破旧的房舍沿水岸走向没规没矩地分散在一个狭长的高地上,形成一道土灰色的建筑色调。枯燥而了无生气。

　　司机阎师傅把拖拉机一直开进了一个农家院落里,院落的主人是阎师傅的姐夫。

　　在女主人给记者洗黄瓜的工夫,几个男人先后进屋,看样子他们是从田间回来的,裤腿上沾满了泥水,阎师傅的姐夫于立友也在其中。

　　青龙山村原隶属尚志市帽儿山镇,1992年划归阿城市平山镇。也就是在这一年,由于修建西泉眼水库的需要,和其他几个村的近两千户村民一样,青龙山村的一百多户人家也面临着整体移民搬迁。

　　不同的是,青龙山村的搬迁颇费了一番周折,主要是村民对补偿标准不满意,并展开拉锯战,移民搬迁工作直到1998年12月20日才结束,最后撤离的一百多户村民分别被安置到哈尔滨市香坊区、阿城区、尚志市、五常市等地。

　　整村迁徙后,当地政府在行政区划上撤销了青龙山村,并推倒房舍、切断电路、毁掉村道、填埋水井,使青龙山村丧失了基本的生活功能。

　　“青龙山村变成了西泉眼水库的淹没区,不少耕地被库水淹没。”在平山镇,原村党支部书记黄百顺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当时是他带头第一个搬离了青龙山。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曾经消逝的村庄在不到半年的工夫就“复活”了。

　　在异乡,多数青龙山人感觉“水土不服”。1999年初春,布谷鸟还没有来得及催促“布谷”,捱过寒冬的青龙山人便迫不及待地返回原地准备播种了。

　　88户人家集体过日子

　　于立友清楚地记得返迁的日子是1999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

　　“当初回来时啥都没有,整村被夷为平地,只剩下一所校舍。”于立友说,“这好几百口人就在学校教室打地铺,一个地铺住十多个人,不分男女都住在一起。吃饭也都是大锅饭,集体伙食。”

　　经过这次变故,青龙山人的集体意识增强了,很“抱团”。

　　他们把回乡种地称为“捡地”,能“捡”多少看自己的本事。

　　人们“捡地”初期的冲动与混乱很快在生产、生活资料极度短缺的现实面前变得理智起来。大家决定过集体生活:集体投入、集体劳动、平均分配。

　　1999年,返迁户们借鉴几十年前生产队时期的经营模式,将“捡”来的耕地集中耕种,当年获得了好收成。

　　“种了多少地?”记者问。

　　“也没有统计,就那一堆一块,不知道是多少?”于立友回答。

　　记者再问:“打了多少粮?”　

　　“也没计算。”“反正除了留够大家吃的,剩下的都卖完分了。”

　　面对记者的提问,这些经历过变故的返迁户们说话十分小心,回答问题总是含糊其辞、似是而非,生怕哪句话成了把柄。

　　“没人组织,也没有领导,大家都是自觉干的。”他们担心“枪打出头鸟”,否认“有人领头”这个敏感的问题。

　　第二年,返迁户又把“集体土地”分成4块,“社员”分成4组经营,一年下来,效果不错。

　　第三年,返迁户继续实施“改革”,彻底打破“大锅饭”,实行“大包干”,分田到户。中国农村从“生产队”到“家庭联产承包”,经历近30年的中国农村土地改革成功经验,让这些返迁户们受益颇多。

　　采访时,记者问于立友:“一家分了多少地?”

　　“这玩意儿也没有数,就像分苹果似的,哪有一般大的,大小差不多就行了,谁都没挑。”于立友的回答滴水不漏,生怕惹麻烦。

　　再问:“当时有多少户人家?”

　　“没查过,七八十户吧。”

　　有返迁户告诉记者,头一拨返迁回来的有88户,这些年又增加了一些,接近一百户。“原青龙山村有10000多亩耕地,有4000多亩被淹没,剩下6000多亩地,除以88户等于多少?平均每家七十多亩”。

　　于立友说:“分地时,矛盾自然少不了,但大家都能克制,用现在的话叫‘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在一团和气中,青龙山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鸡鸭成群,肥猪满圈,人丁兴旺。

　　然而,担心被驱逐、受制裁,十多年来,看似平静的日子,返迁户无时无刻不在焦虑中度过。

　　有“身份”但被控制

　　说来道去,在一箩筐的难事中,第一难的是“身份”问题。“啥也没有身份重要!”于立友说。

　　“没电、没路,都没迫使返迁户放弃土地。”于立友说,当地政府采取控制返迁户的户口和身份证的办法想迫使返迁户放弃土地,离开青龙山。对返迁回来的农民一律封锁户籍。

　　这一招无异把返迁户们给“治住了”。返迁户说,当地政府对户籍是原青龙山村村民,在1998年移民之后生育的子女一律不予落户；而在此前落户的人口一律不予申领、更换、补办身份证和户口本；返迁户涉及与身份证明有关的户籍信息服务,当地公安机关均拒绝出具。

　　记者看到,现在返迁户们的户口本还是20年前的老版户口本,上面的住址登记的是“尚志市帽儿山镇青龙山村”。

　　知情者说,有一百多户返迁户的户籍档案封存在平山镇派出所。封锁的户籍不仅仅束缚了返迁户以及他们的子女们奔向外界的双脚,甚至毁灭了他们的梦想。

　　是要“身份”还是要耕地?返迁户和当地政府处于胶着状态。

　　梁冬梅人生中的三个坎

　　“考学、结婚、生子,一步一个坎。”26岁的梁冬梅人生紧要的几步都被身份证卡住了。

　　在平山镇镇内的一栋居民楼内,记者见到了梁冬梅。

　　此时的梁冬梅已经结婚、生子,过着平静的生活。

　　再提8年前的事,梁冬梅反应平静,她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一提上学就哭”的小姑娘了。岁月已经将她变成了一个4岁孩子的妈妈。

　　2002年,17岁的梁冬梅考取了黑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牡丹江博大律师学校5年制法律大专班。性格开朗、口才不错的梁冬梅当然满心欢喜。

　　梁冬梅在父亲的陪伴下到牡丹江报到,被告知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不能入学。其实,没有身份证和户口可能会影响入学的情况,梁冬梅和家人事先就已意识到,可他们没有想到会这么严格,以至于真的会把她拒之门外。

　　“父亲在前面背着行李走,我跟在后边不停地哭……那个时候真的很绝望。”梁冬梅说。

　　那年,上不了学的梁冬梅在家开了小卖店。父母下地干活,她就在家看家、做饭、卖东西。

　　渐渐长大的梁冬梅心里向往着外面的世界,于是到外地打工,由于不适应,又没有身份证,很快就又回到家里。

　　20岁那年,梁冬梅和本村一个小伙子恋爱。2006年秋,两人到平山镇政府办理结婚登记时,由于没有有效身份证明,他们没有领到结婚证。

　　接下来,由于没有结婚证,2008年当自己的女儿出生时,又没有获得医院的出生证明。

　　没有出生证明、没有结婚证、没有有效的身份证明,已经4岁的女儿不能落户口,至今还是一个“小黑孩儿”。

　　其实,梁冬梅和丈夫都有户口,只是当年没到申领身份证的年龄,之后户籍又被封锁。这一封锁,无疑给梁冬梅的人生增加了几分坎坷。

　　贾相友和他的四个孩子

　　45岁的贾相友是个老实又厚道的人,“能干”是出了名的,他和老婆侍弄着50亩地,养大了4个孩子。

　　“我就坚持一条,钱挣再多也没用,一分不留,都供孩子上学。”贾相友说,4个孩子都送到城里上学,一年供孩子的花销就好几万元。

　　4个孩子个个都给贾相友争气,学习好还听话。

　　2009年,大女儿参加高考,报名时只知道身份证号,拿不出身份证,最后连考场都没进去。“‘老大’没能考学在家闹了好长时间,可把我‘作’完啦。”贾相友说。　

　　是重读还是“下来”,贾相友和大女儿纠结了好一阵子。“重读一年我也不敢保证她能顺利走进考场参加高考,她不还得‘作’我。”贾相友说。

　　“下来吧。”贾相友和大女儿达成了统一意见,两个人作出了这个沉重的决定。“下来”后的大女儿随后就离家到哈尔滨打工去了。“在外打工,没有身份证,处处受憋,前两天,好不容易应聘成功,但迟迟拿不出身份证,最后还是黄了”。

　　去年,在贾相友的努力下,他家“老二”顺利考上了一家职业技术学院。“咋考的?我是通过关系查出他的身份证号码报上名,考试时做了一个假身份证——证是假的,上面的信息全是真的。”贾相友说,“到学校报到时,学校老师发现孩子的身份证不像真的,就去核实,我当时是豁出去了,就抓住,我宁可蹲监狱。嗨!核实的结果还真没问题,把我乐坏啦。”

　　贾相友说,现在他家“老三”还有两年就要考大学,“老四”还有一年就要考高中,考验他的时候“还在后边”。

　　早婚和超生见怪不怪

　　孙宏伟和梁金生是一对好朋友,年龄相仿,一个30岁一个32岁。两人现在都娶妻生子了,生活负担并不重,在父母的庇护下无忧无虑地过日子。像小孙、小梁这样的青龙山二代群体已经成长起来。

　　他们的孩子看起来也是见过世面的,不怕生人,不稀罕记者给他们的糖果。

　　孙宏伟和妻子于丽杰于2004年结婚,如今儿子7岁,结婚时妻子才17岁。

　　孙宏伟有身份证,但在2008年过期了。当初结婚时,由于妻子于丽杰没有身份证,年龄又小,无法进行婚姻登记。

　　没有结婚证,生孩子就没有准生证,孩子出生后也就没有出生证明,没有出生证明不能落户。至今7岁的儿子“还是个小黑孩儿”。

　　于丽杰说:“其实我也不想这么早就结婚,可因为没有户口上不了学,没有身份证到外边打工找不到活干,呆在家里还给父母增加负担,结婚不但可以分担家里负担,还能给家里带来彩礼钱。”

　　早婚在青龙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梁金生坐在石墩上,怀里抱着儿子,冲着记者咧嘴憨笑,瞅着怪幸福的。

　　1999年,梁金生娶了外村姑娘,妻子王雅秋虽是外村人,不过在结婚登记时受小梁“身份”的连累,两人“没登成”。

　　梁家人喜欢男孩,小两口生了3个孩子,最后一个是男孩。现在,老大已经11岁,老二5岁,老三4岁。和孙宏伟一样,他的三个孩子也都是“小黑孩儿”。

　　当地政府与移民

　　难道青龙山返迁户的问题没人管吗?

　　回答是否定的。

　　起初,青龙山返迁户的动态引起了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关注,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当地政府将返迁户集体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强迁。

　　1999年10月17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返迁户作出强制执行迁移的决定,上百名执法人员参与强迁行动,可执行过程中遭到返迁山民的抵制,最终被迫终止。从此,青龙山返迁户与当地政府间的争议被暂时搁置下来。这是山民们第二次面对“强制执行”。

　　第一次“强制执行”是在哈尔滨市立项建设西泉眼水库时,青龙山村被划为淹没区。当时,青龙山村划归平山镇。该村原有3个自然屯,共计300户,1500多口人。1998年,该村开始整村迁徙。村子的河南屯和梁家店两个自然屯的居民顺利迁出。青龙山村109户中的部分村民到各级政府上访,反映动迁账目不清、补偿不到位等问题拒绝搬迁。

　　1998年12月,当地政府出动大量人员,该村109户被强制迁出,分别被安置在香坊、阿城、五常、尚志等地。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青龙山返迁户聚居点位于西泉眼水库二级保护区内,根据相关规定,二级保护区内是限制人类活动的。西泉眼水库管理处一名副处长在接受采访时说,对于青龙山村移民返迁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地方政府反映,但并未得到有效治理。“偷鱼,无节制施用化肥、农药,给水库水资源造成严重威胁”。

　　针对青龙山村返迁户问题,阿城区平山镇政府的一位领导也忧心忡忡:“那里毕竟是水库淹没区,万一发生火灾、水患、疫情,我们作为地方政府的负责人难辞其咎。”

　　这位领导说,镇政府曾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这一情况,希望上级政府能尽快解决青龙山返迁户问题,不能让这种无政府状态长期发展下去。

　　假如你是失去家乡的人

　　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诊所、没有学校,不通车、不通邮、不通有线电视、没有宽带……这些,不是青龙山人的最难。

　　青龙山400多口人中,十之七八面临没有“身份”或“身份不明”的尴尬。没有有效户口和身份证明,这给青龙山的人带来无尽烦恼。

　　有钱,却不能在银行存在自己的名下；外出打工被误当逃犯抓走；住店被拒之门外；就连手机卡都是别人的名字……由于没有有效的户口和身份证明,适龄青年结婚不能登记；新生儿无法落户；孩子上学、当兵、就业等这些在常人眼里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在这里均无法实现。

　　户籍封锁直接或间接带来了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诸如,失学、失业、早婚、无度生育、土葬盛行等等。

　　当年的政策是“谁受益谁安置,多受益多安置,少受益少安置”,怎样考量这种政策的落实?

　　不走,强迫你走。回来,再强迫你走。再不走,就让你成为“黑人”。

　　假如你是失去家乡的人,该咋办? (郭毅崔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