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茅台大案曝惊人利益链 在停尸房造酒如灌水

　　贵州来的50元一斤的塑料桶装酒，装入浙江造的20元一套的包装中，在重庆一处地下停尸房里一番倒腾，立即变成一瓶市场零售价近千元的名酒“飞天茅台”。

　　前不久，重庆查处一起假酒大案，5名犯罪嫌疑人二审被判刑。“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该假茅台酒生产团伙已形成一条横跨数省的黑色利益链，几乎每个环节都实现“规模生产”和“专业经营”，检方的审查报告为此长达160页。

　　万州区检察院审查发现，在流入受害者手中之前，这批假茅台酒经历了包装、基酒、灌装、运输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实现了“专业经营”和“规模生产”，还有技术专家指导“研发”，层层都有人从中获利。

　　善于仿造名酒包装的“印刷专家”肖强是第一环。他是浙江老板，长期大批量仿制名酒包装牟利，曾在一个月内仿造2万个名酒包装盒和瓶盖，连顾客提出的“六角形酒盒”等难题也能攻克。这批假“飞天茅台”酒的包装就是由他“研发”的。

　　肖强的下线是在成都经商的汪吉。他曾经多次倒手转卖假名酒包装。2009年5月，他从肖强处订购了大批假“飞天茅台”酒包装，酒瓶、瓶盖、盒子、商标等一应俱全，分几次从浙江途经成都悄悄发往重庆，每套售价30元，自己赚取5元。

　　“造酒高手”何朝瑞是第三环。他曾在大型酒厂工作20年，经验丰富。收到假茅台酒包装后，他每套再偷偷加价10元，卖给重庆万州区一名小酒厂主杨勇，并为杨勇造假酒提供帮助。

　　第四环的杨勇是生产假茅台酒的幕后老板。2009年，由于酒厂经营陷入困境，杨勇打算造假酒赚钱。“一瓶假茅台的毛利润有几百元，我想‘背水一战’。”为此，杨勇亲自选址生产，再通过各种关系把假酒销售、处理掉。

　　除包装外，还要搞到合适的基酒。杨勇托人从一名贵州商贩处买来两千多斤塑料桶装白酒，每斤仅50元。杨勇说：“这些基酒共四个大桶，十个小桶，都是勾兑好了的，连香精都不用加。”

　　生产和运输也是这条利益链中的一环。一些人明知杨勇在造假酒，仍然参与其中获利。例如万州区瀼渡镇人谭军，以每次15元到20元不等的价格帮杨勇转移运输假酒，逃避打击监管，还以每天百元左右的酬劳带着亲戚直接参与灌装制假。一条分工严密的“假茅台生产线”就这样建成了。

　　造假环节如此之多，如何能一一逃避监管？假茅台成本如此低廉，又如何能做到以假乱真？

　　为使假茅台能乱真，杨勇找来两位“技术人员”参与“研发”：一个是何朝瑞，他曾以5角钱的单价从废品站收购酒瓶，自行仿造出名酒“盛世唐朝”；另一个是堪称“大师”的谭常宜，他曾是大型酒厂的质检科长，退休后在多家酒厂当技术指导，帮助让假“成”真。

　　他们以每天50元到150元不等的工钱，请来工人造假酒。“就是把茅台酒瓶子洗一洗，用过滤桶把白酒过滤，灌进瓶子，贴好商标，然后入盒装箱。”工人们说，造“茅台”就像灌自来水。

　　经过停尸房里一番炮制，假酒身价陡增10倍。万州区检察院查明，停尸房中共生产假“飞天茅台”酒2000多瓶。如按每瓶近千元的市场零售价计算，总金额近200万元，而一瓶假茅台的成本只需六七十元。

　　假茅台酒案发后，经万州区检察院提起公诉，5名被告二审被判有期徒刑3年至7年不等，并处罚金，这条假茅台生产线就此被摧毁。

　　检察官表示，除暴利诱导外，一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监管打击力度不够，使违法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有的群众识别假货能力不强，容易上当受骗，也是假酒难休的原因。“打假”专项行动应该常规化，使假冒伪劣食品造不出、运不走、卖不掉。

　　面对横行肆虐的伪劣食品，如何斩断其生产流通链条？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丁新正说，许多假冒伪劣食品都是异地购进、本地销售，全国各地必须形成打击合力。如果某一个地方只重经济效益，忽视食品安全，总是被动执法，都会损伤打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