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他出了一本诗集《春天责备》和一张专辑《牛羊下山》。前者获得《人民文学》杂志年度诗歌奖，后者拿到《华语金曲》年度最佳民谣艺人奖。

　　走在大理古城的街头，街道两旁的商店就像五朵金花在办赛歌会，不同牌子的音响里播着不同的音乐，从BEYOND到凤凰传奇，从周杰伦到亚瑟小子，其间夹杂“十块钱三样”的喇叭叫卖声……

　　整座古城如同一个巨大的市场。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这里每件喊价80元的民族饰品，最终都能以8元钱成交。

　　打开宾馆电视，屏幕下方滚动的信息条，跟那些酒吧咖啡馆门前贴着的广告一样，内容都是“急聘服务员”。Bad Monkey酒吧的伙计告诉我，古城真正的旺季要等到来年开春，“现在大家忙着储备过冬。”

　　周云蓬也准备在这里度过他42岁的冬天。

　　但他所住的三月街，显然还没来得及追上古城的商业脚步。按地理位置划分，三月街等于是大理的城乡接合部。一幢幢新盖的仿古楼房粉刷一新，阳光打在白得晃眼的墙壁上，街道显得尤为冷清。

　　周云蓬和女友绿妖住在三月街的尽头，新开发的别墅区，门前正对着一大片菜地。

　　小区值班室里坐着一位本地阿姨，五十来岁的她看起来笑容可亲。得知我要找××幢的住户，她很热心地指导我进了小区该怎么走。可能是出于这个年纪应有的探索欲望，告别前她问了我一句：“××幢的住户是对夫妻吧？那个男的喜欢戴副墨镜出门。”我几乎未加思索地回答：“他是个盲人。”阿姨的脸突然僵住了，她快步冲出值班室，拦住我，掏出手机，说必须经过领导审批才能决定是否放行。电话汇报时，我反复说明，住在这里的盲人是一个歌手，他叫周云蓬。领导在电话那头用了三分钟左右的时间思考，终于同意放行。

　　后来我跟周云蓬说起这个段子，他笑着说：“估计我在这一带快要出名了。”

　　一个盲人怎么敢坏？太不要脸了！

　　事实上，在诗歌和民谣这两个领域，周云蓬已经很出名了。

　　2011年，他出了一本诗集《春天责备》和一张专辑《牛羊下山》，前者获得《人民文学》杂志年度诗歌奖，后者拿到《华语金曲》年度最佳民谣艺人奖。周云蓬说：“出版社的人告诉我，《春天责备》在浙江卖得最好，卖了三万多本。”一本诗歌集能有这样的销量，近十年内实属罕见。

　　九岁起就失明的周云蓬，从没想过日后成名这件事。早年在沈阳读盲校，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正常人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模样？一个很难给出标准答案的问题。

　　对周云蓬来说，正常人的生活形态中，至少不要背负“盲人”这个固有标签。

　　周云蓬有个盲校同学，也是诗歌爱好者，高中毕业后回老家开了间诊所。周云蓬读过他写的诗，认为“很正经，不够坏”。但周云蓬很理解这位同学诗人，“一个盲人不容易坏起来，他会觉得作为弱势群体，怎么敢坏？太不要脸了！”这也是周云蓬一直想摆脱的观念，射手座的他写诗歌、学吉他、谈文学、追姑娘、做歌手，渴望过一种自由的生活，而不是别人认为一个盲人应该去过的那种生活。

　　学校毕业后，父母希望周云蓬像其他盲人一样，进工厂上班或者开个按摩诊所什么的，他拒绝了，一个人坐火车跑去北京，开始流浪之路。

　　“盲人按摩这活儿没有美感，一个人躺在床上跟揉面一样，揉啊揉的。要是遇到罗永浩这样的胖子，一天来俩，那就完了。”这是周云蓬最近在接受央视记者柴静采访时说的话。

　　在大理的时候，央视一套刚刚播了这期节目，周云蓬的父母守在电视机前。看完节目后，母亲马上打电话给周云蓬，告诉儿子，“挺好的”。

　　在夜总会看小姐跳艳舞看到反胃

　　1995年初到北京的周云蓬，日子很不好过。他先后住过圆明园、树村、香山、宋庄，这四个地方被称为“京城地下文化聚集地”，常年住着摇滚歌手、画家、诗人、作家、舞者、行为艺术家……

　　但街头卖唱远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除了结识一帮神神叨叨的苦哥们，周云蓬并没有太多的收获。

　　第二年，他拿着卖唱存下来的一千块钱，离开当时居住的北京圆明园村，开始另一段流浪之路。在韩寒办的杂志《独唱团》里，周云蓬写过一篇文章《绿皮火车》，其中写到了坐火车四处游历的故事。

　　这一阶段，周云蓬跑遍了青岛、上海、南京、杭州、长沙、三峡、株洲、昆明等城市，其间还多次往返北京。一千块钱当然远远不够，所以他又在各地继续卖唱谋生，只不过卖唱的地点从街头升级到酒吧夜总会，算是正儿八经地登台演出了。

　　令周云蓬印象最深的是湖南之行，他在那里认识了同样卖唱的小河，他们现在是很好的朋友，周云蓬后来的两张专辑(《中国孩子》《牛羊下山》)都是小河担任制作人。

　　还有在湖南株洲夜总会卖唱的日子，周云蓬和二十多个小姐待在一起，每天晚上等小姐们登台跳完艳舞翻完跟斗，当中休息时间就轮到他出场。

　　“湖南盛产主持人，那张嘴，给你一通胡说。”夜总会主持人介绍周云蓬时，通常会说：“下面我们有请来自北京的金甲壳虫乐队主唱登台演出。”然后周云蓬戴着墨镜上台，什么歌曲流行唱什么，《人鬼情未了》《外面的世界》这些都是必备金曲。在株洲暗无天日地干了三个月，连艳舞都看到反胃，周云蓬拔腿走人。

　　这段时间，他完成了第一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中的大部分歌曲。

　　活活被逼成了一个民谣歌手

　　2000年，周云蓬回到北京，住进摇滚歌手聚集的树村，边上是迷笛学校。

　　那时候北京流行重金属和朋克，周云蓬在树村的邻居是痛仰、病蛹、舌头、木马这些乐队，单靠一把吉他卖唱的清淡方式，在重口味的音乐面前已经行不通了。“上街卖唱也挺难的，那阵子管得特别严。”

　　周云蓬想过找乐手一起组乐队。当时声音碎片乐队招聘主唱，周云蓬去应聘，但排练了几次，声音碎片跟周云蓬说：“老周，你还是一个人唱吧。”

　　可能这是每个民谣歌手都会遇到过的尴尬。五条人的主唱仁科，当年一心想组朋克乐队，但玩朋克必须配备各种器材，最后仁科只能改唱民谣，“我活活被逼成了一个民谣歌手。”周云蓬也是，他说自己也想过玩摇滚，但成本太高了，“效果器什么的都很贵。”

　　这一年，香港导演张婉婷在北京拍了一部关于地下摇滚的电影《北京乐与路》，耿乐扮演的摇滚歌手跟着大篷车一起四处走穴，倍感屈辱。周云蓬有过同样的经历。他在河北参加了一个残疾人艺术团，专门下乡去各个中小学或工厂单位表演，“很像贾樟柯的电影《站台》。”

　　起先周云蓬以为这是一种很浪漫的生活，但很快他就发现，“完全不是我想的那种大篷车吉卜赛的感觉，那个音乐太摧残人了。”刚进团的时候，周云蓬还能唱几首自己喜欢的歌曲，比如崔健的《一块红布》或卡朋特的《昔日重来》，但团长不乐意，他要的是《还珠格格》那种，“你是风儿，我是沙”之类的歌曲。干了半个多月，实在受不了了，周云蓬拿着七百块钱工资走人，回到树村。

　　2001年，周云蓬再一次上路，这次他去了西藏。至今周云蓬提起西藏还是充满向往，他说那是他最喜欢的地方，有信仰的宗教和淳朴的人心。

　　要么握手，要么绝望……

　　等回到北京，周云蓬不愿再过卖唱的生活，他厌倦了在酒吧为客人唱口水歌。而且很多人泡酒吧就为聊天，周云蓬觉得自己在那里唱歌的意义并不大。有时候他在台上偷听客人的聊天内容，“说的就没一句真心话，老在酒吧里唱，觉得生活太绝望了。”

　　在找不到固定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古文功底不错的他，试着从书商那里接一些改编名著的活儿，就是把《三国演义》这样的古典名著改成儿童版。“每一句或隔几句就要改，很麻烦。钱也不多，千字二三十块，有的甚至千字十块，体力劳动嘛。”

　　那是周云蓬最绝望的阶段，他的朋友沙漠舟在小说《亲爱的苦难》里描述周云蓬当时的状态——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门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进屋，还用盲杖狠敲着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么握手，要么绝望……要么握手，要么绝望……”

　　2003年，摩登天空通过小河找到周云蓬，跟周云蓬签了第一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的出版合约，五千块钱买断所有版权。这是周云蓬最大的一笔收入，也是他人生中的拐点。

　　接下来，苏阳、李志、万晓利、王娟、小河、张玮玮等民谣歌手先后冒出，于是有了新民谣音乐这个概念。以“无名高地”为首的很多北京酒吧，开始力推原创音乐，周云蓬终于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这时候他慢慢相信，自己真的可以靠音乐生活。

　　随着近几年全国音乐节市场的兴起，周云蓬已经成为民谣舞台不可缺少的一位演出者。

　　王朔曾经说过：“我希望能活在电影里，所有生活中遇到的不如意，到电影里都被简化成一行字幕——很多年以后。”

　　面对多舛的命运，周云蓬在诗歌里写道：我热爱自己的命运，她跟我最亲。

　　音乐不在空中/它在泥土里/在蚂蚁的隔壁/在蜗牛的对门/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当我们说不出来的时候/音乐，愿你降临——周云蓬

　　三层楼的别墅，周云蓬从早上起床就坐在顶楼的天台上，根据太阳运动方位的变化，他不断调整自己的坐姿。 房子几乎没有装修过，一楼的客厅墙壁上简单地挂着两幅画，看起来很像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的剧照，几个年轻人穿着上世纪80年代的衣服，在大街上骑着二八自行车，没有目的的美好。绿妖说，“冯唐的品位”。

　　这是作家冯唐的房子，周云蓬借住于此。

　　整个天台连着三楼的卧室和洗手间，除了外出吃饭，周云蓬的主要活动空间都在这里。他在天台上放了一副跳绳，每天做运动。以前在北京他买过一台跑步机，“那个太麻烦了，没法四处带，还是跳绳方便，上哪儿都可以跳上一段。”

　　他认真想过，是不是要养条拉布拉多导盲犬，“那个狗特别好，跟人也亲。”但最终放弃了，因为身边有朋友告诉他，地铁、火车、汽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一律不准带狗。“我要是养条狗，还得想办法买辆车，再雇个司机。”想到这里，周云蓬就崩溃了，完全断了养狗的念头。

　　来大理之前，周云蓬和绿妖住在绍兴，从一座古城搬到另一座古城，周云蓬的理由是：大理的阳光更充足，适合过冬。

　　他喜欢小城镇的生活，人际关系简单，每天练练琴看看书，自己酿酿酒，有种无所事事的舒适感。“在北京，不到半夜不会睡觉，每天下午两点起床。在这里一到晚上九十点钟就犯困，交通也不方便，可以静下心来好好写歌。”

　　生物钟的改变，也改变了周云蓬的饮食习惯，他现在基本吃素，每天起床还自己熬粥。“冬天就适合待在家里晒晒太阳，跟大自然的规律也吻合。”

　　事实上，眼睛的不便没有给周云蓬带来太多的不便，他比大多数人更懂得发现生活的美感——上帝关上一扇门，必定会同时打开另一扇窗。

　　在家里看电影缺少仪式感

　　来大理的火车上，在阅读软件的帮助下，周云蓬读完了科幻小说《三体》，这本书在他的朋友圈内正流行，罗永浩还想过有机会把它改编成电影。“我最近都在看朋友自己写或他们推荐的书，像冯唐的《不二》，刚刚给我发来电子版。”

　　周云蓬的阅读通常是靠聆听来完成，电脑的语音朗读声听起来没有太多感情，但这恰好给了他更多的想象空间。

　　看电影也是一样。他之前跟我聊到贾樟柯的电影《站台》，跟着残疾人艺术团下乡走穴的浪漫感，就是建立在这基础上。“最近一次在电影院看的是顾长卫的《最爱》，虽然这片子听说剪得挺狠的，但还是很震撼。”他对顾长卫和贾樟柯有明显的偏爱，《小武》看了两遍，还有《立春》，“那时候看《立春》，很有感触。一群小镇青年被困在小镇里，跟人谈论梵高，天天向往北京，那种心情特别苦闷，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但他去电影院的次数不多，主要是怕麻烦，而且现在的国产电影都偏好走古装视觉路线。遇到对白多的电影，他估摸着都能听懂。遇到对白少的片子，“那太着急了，老半天也没个动静，净听见乒乒乓乓一通乱打，老得问身边人怎么回事。”于是他自己买碟回家看，“在家里跟去电影院不一样，在家里看电影经常被打断，一会儿电话响了，一会儿想起做点什么事，感觉不对。”

　　最重要的是，在家里看电影缺少一种仪式感，这是周云蓬很在意的事情。“仪式感是感觉的一部分。就像现在年轻人过春节，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的春节很讲究，初一要干吗，初二要干吗，都有规矩。现在就凑一起吃个年夜饭，没了。不能怪年轻人爱过圣诞节、万圣节这些洋节日，洋节日的仪式感弄得很强，容易把人吸引住。一个节日没有仪式感，就缺少了审美。宗教其实也一样。”

　　没法像歌星那样搞神秘

　　审美，这是一个周云蓬多次提到的词语。事实上，每个人对生活的认识，都源于自身的审美，所谓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包括幽默感在内。

　　看过周云蓬现场演出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在舞台上放松自如，表演时经常加入很多临场变化，互动性很强。“我们不像歌星，歌星有专业的团队，还有形象塑造的要求，接受采访时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面对公众要拿出什么样的表现，这些都有硬性规定，不能乱来。我们更追求好玩有趣，探索音乐的各种可能性。”

　　很多歌星用伴奏带演出，中间过门时要算准用多少秒钟跟观众打招呼，可能刚说完“左边的朋友你们好”，就来不及说“右边的朋友你们怎么样”这句话，“中间的朋友”就更顾不上了。“我带一把吉他上台，想跟观众说什么都可以，灵活自由，没法像歌星那样搞神秘。”

　　搬来大理古城，减少演出频率，每天在家练琴写歌晒太阳，周云蓬追求的当然不是神秘感。“古人的生活也是这样，农民收割完庄稼就要过冬休息，等来年春天再开工。”在周云蓬来年的计划里，他打算再出一张个人专辑，还要写一本关于旅行札记的书，“我跟小河、吴吞、张佺还有其他民谣歌手，组成了‘河音乐’，明年参加香港艺术节，还去台湾演出，这得重视，要准备点新歌，不能上台翻来覆去唱同一首歌，观众也要新鲜感。”

　　别一上来

　　就以孔子的标准要求自己

　　记者：今年你出了一本诗集和一张唱片，主要说说你的新唱片《牛羊下山》，跟前两张风格截然不同。

　　周云蓬：主要是生活变了。在北京的时候，那种黄沙漫天的感觉，做不出《牛羊下山》的雅致。搬到南方就不一样，有种古诗词的意境。《牛羊下山》的名字来自《诗经》，《诗经》有很强的植物象征，南方很多树木，空气也好，在这里呼吸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在北京，满耳朵的汽车喇叭声，太令人焦灼了。

　　记者：你在歌词里引用了古诗，但做了一些改动，加入了调侃，像“李白扑通跳下水”之类的段子。

　　周云蓬：这个来源于小学生，我看到很多小学生改编了古诗词，用他们的独特方式，非常幽默。我读书的时候，可读的盲文书太少，只有唐诗宋词这些。像《关山月》和《杜甫三章》，都是小时候倒背如流的诗。古诗要经常背诵，时间久了，总会被将来的生活所印证。而且在我看来，杜甫的诗很有现实意义。

　　记者：之前像《买房子》《中国孩子》这些歌，观众很有共鸣，外界以“公民歌手”的身份称呼你，也希望你一直这么做下去，怎么到《牛羊下山》突然转变风格了？

　　周云蓬：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充其量只能用艺术来反映现实。我觉得每个人都要给自己设立一个道德标准，别一上来就以孔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咱们可以先设个底线，然后往着孔子的方向慢慢上升，这样回头一看还挺高兴的。要是反着来，那就太崩溃了。一个国家也是一样，都要捍卫住自己的底线。

　　记者：你演出时对观众的反应是不是挺在意的？

　　周云蓬：这是必须的！我前段时间看梅兰芳和程砚秋的传记，他们是大艺术家，在那个时代都是名角儿，但他们面对观众时，把自己放得很低，把观众看得很高。这才是真正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我觉得那些把自己供起来的明星很愚蠢。千万别把自己当回事，把心态放平稳，把音乐做好了，让观众听得舒服。说到底，要尊重艺术，不要拿差的音乐出来糊弄观众。

　　记者：你之前一直在做一些公益演出，像“红色推土机”计划，为盲童做了一些很实在的慈善工作。

　　周云蓬：明年会再做一个“金色推土机”计划，现在正在收歌，大概有十四五个民谣歌手会参加，包括左小祖咒、吴吞、李志等人。一方面为盲童尽点力，另一方面也要感谢这些参与的民谣歌手。我们唱民谣的这帮人很团结，这一点特别好，容易形成集体力量去做一些事情，到时候我们准备去全国各地演出。

　　记者：和以前相比，现在做音乐更快乐了吧？

　　周云蓬：当一个时代都热衷某件你喜欢的事情，那种感觉特别幸福。举例来说，要是整个时代热衷炒股，但你不喜欢，那对你来说就太糟糕了。现在很多文艺青年介入音乐演出的实际操作，这很大程度带动了音乐水准的普及和提高，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