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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大国博弈下的天朝梦殇

发布时间:2014年05月02日 22:27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央视网 |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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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武堂】系列节目

  甲午:大国博弈下的天朝梦殇

  第三集:中日"龟兔赛跑"

  

  【总导视】

  甲午年爆发的中日战争,很多人忽略了期间大国博弈的重要细节。为什么会出现多个"三国演义"式的三角博弈?大国博弈怎样改变了东北亚力量的平衡?又如何导致了全球势力的重新洗牌?英国为什么放弃了中国这个传统的战略盟友,从此选择了日本?它为什么会成为十年后日俄战争的导火索,并最终推动了俄国革命?更为重要的是,大国博弈下的中日甲午战争,是如何彻底打断了天朝帝国的变革之梦?

  敬请关注,《讲武堂》栏目全新推出,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大型系列节目:

  《甲午:大国博弈下的天朝梦殇》。

  

  【本期导视】

  中日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被打开国门,为什么结果却大相径庭?同一个时代的变革,为何成败两分?是战略上的失策,还是体制上的弊病?大清帝国的洋务运动,几多发人深省。

  新锐学者戴旭、陈雁、卢勇,以全新的视角为您讲述:

  《甲午:大国博弈下的天朝梦殇》之三:中日"龟兔赛跑"。

  《讲武堂》4月26日上午10:18,震撼播出!  

  

  卢勇(军事专家):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几乎在同一时期被打开了国门,开始了社会变革,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两个国家社会变革成果的一个较量。但是结果出乎当时所有人的预料,中国是完败,日本是完胜。有人说中日两国的变革是同途殊归,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结果,今天我们就请戴旭和陈雁两位专家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1840年,英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854年,美国正式打开了日本大门。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困拢着中日两国,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怎样变革。日本吸取了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一方面开港,另外一方面加强海防,同时实行了幕府改革,为明治维新打下了基础。而中国也开始了洋务运动,兴建海军,购买洋枪洋炮,在政治经济领域进行"英国化"式的改革,但是最终结果却大相径庭。  

  卢勇:从这个小片我们可以看到,中日两国的变革确实有很多的共同点,比如说从地缘上来说都是东方国家,从时间上来说几乎是处于同一个时期,变革的方式也是从上到下,它变革的目标总的来说是救亡图存等等,那么多的共同点,为什么会产生这么迥异的结果呢?

  戴旭(国防大学教授):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双方一个是国家内部的结构不一样;第二由于双方在变革当中的指导方针不一样,指导思想不一样;第三是推动这场变革的这些力量都不一样。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双方的国家形态都是封建形态,封建专制国家,封建社会形态,同时也都是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

  卢勇:我们都知道社会变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戴旭:它是全系统的变革,这个全系统变革十八世纪中叶已经完成了,就是在欧洲的这个地方完成的。

  卢勇:我觉得我们可以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来进行探讨。

  陈雁(国防大学副教授):我觉得衡量任何事情或者任何一个人能不能成功,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道理就是外因只是辅助的,主要还是内因。从哲学上讲,一个国家,包括一个民族,它面临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候,应该回答三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你以为你是谁,在别人眼里你是谁,你这个角色决定了你应该是谁。这三个坐标系如果重复率越高,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它肯定获胜的把握更大。但是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和日本恰恰就在这三个坐标上,我觉得日本它的定位很低,它看别人很清楚,看差距很大。中国从来都没有想清楚过自己是谁,它也没有真心实意想了解这个世界,它更看不懂这么大一个国家,人口、文化包括财富。它对自己的体积和实力以及别人认为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或者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定位都不清楚,所以这三点决定了我们肯定在这方面会吃亏。

  戴旭:刚才陈雁讲的我觉得有道理,她说日本在这个变革当中对自己的定位,

  卢勇:实际上就是,当时日本被打开国门之后,它对自己、对对手,都有个非常清醒的认识。

  戴旭:对,要么我做被掠夺者,要么我去掠夺别人。

  卢勇:实际上当时的清政府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更多机会去认清自己。

  戴旭:我认为它已经被打蒙了

  卢勇:不是,早在被打蒙之前,它应该看到一些征兆,比如说欧洲在爆发拿破仑战争时,它闭目塞听,它不去理那些事情。其实也有一些信息送上门来,如 1893年马嘎尔尼奉英皇之命出访中国,当时给乾隆带的礼物,我们现在仔细一看可能会吓一跳,这些礼物里面已经有当时发明不久的蒸汽机、榴弹炮、毛瑟枪、连发手枪,甚至还有一个军舰的模型。这艘军舰是当时英国规模最大的,装备有110门最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舰船模型。如果当时清朝的统治者能够静下心来研究一下这个礼单的话,恐怕他们也会感到外面的世界已经变化了。

  戴旭:我觉得更早,明朝时候红衣大炮就已经进来了,那个时候西方大炮质量上就已经比中国质量要强得多。我们在讲到军事变革的时候可能会回顾到这一点。这时西方,前面不是讲了吗,十八世纪已经完成了军事变革,你刚才讲的这些轮船,包括它这些大炮等等都是它产业革命的产物。但这个时候,清朝还在满足于自己的自给自足,它可能把这些认为是"奇技淫巧",它不认为你有什么,你这边有,我也有我自己的东西。比如我这边的瓷器,我这边的手工艺品,也是非常完美的,并不认为它是社会形态的落后。所以,在1840年把国门打开以后,当时日本就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而清朝却还没有认识到。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时还伴随太平天国起义,这时清朝才感觉到,它的内部也不行了,外部也不行。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枪声刚刚一停,洋务运动随即就开始了。

  卢勇:这时应该说比日本起步还要早。

  戴旭:比它早,但比它受的教训也要深刻得多,创伤也要重得多。那为什么它的变革反而不如日本彻底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又要回到两个不一样的国家基本状态,一个是日本它本身这个国家没有文化,或者叫它就没有宗教,也没有哲学,这是全世界的共识。但它有什么呢?就是对天皇的绝对服从,导致这个国家一直在这个方面缺少思想。

  卢勇:实际上这是从社会结构上来谈的

  陈雁:我感觉戴老师说的,我不是太赞同。我倒是觉得它之所以会产生这个区别,还是日本本身。打个比方吧,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老地主,日本是一个光脚丫子的穷小伙子,打渔的。那当然,中国看别人送大炮,感觉是欣赏,它是看戏者的一个角度;日本它从来都没有站到前台过,而且它心里是没有任何规矩的,日本本身没有文化,它只是一个岛国。它的文化其实很多都是输入的,科技是从欧洲,印度、中国赋予了它很多文学、哲学、宗教的思想。所以日本从来都是拿来主义,或者说它从来的定位就在这里。所以它看了这个大炮,它会认为是全新的,就像孩子看到一样新的科技、一个新的武器,它会全心全意、客观地去接受它,欣赏它。而从康熙开始,已经请了外国的画师画像,对那些西方的科技,其实接触得更早。但是它始终认为那是别人的事,就是因为它是个老地主,我有的是东西。我觉得这还是一个习惯的心理。

  卢勇:就是还处于自我陶醉之中,觉得这么大一个天朝大国,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一喜而四海春,一怒而四海秋",觉得天下是以我为中心的。

  陈雁:中国到了清朝,它一直以来自以为很成功,本来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它也确实是很成功的一个老者,一个智者,所以它就不太有学习的动力。否定自己是最难的,我觉得国家可能也是如此。但是从日本来讲,它没有历史包袱,它也没有什么经验可循,反正就是什么有用,我就学谁,中国强大就学中国,我觉得这就像老人和孩子。

  卢勇:陈老师讲的我非常同意,但是我觉得刚才戴老师讲的也很有道理。中国和日本的整个社会结构,包括社会制度它还是不一样。从它的整个社会制度、社会形态来看,它的封建制度没有像中国那么完善,把它推倒可能会更加方便。

  戴旭:对,刚才陈雁说"小伙子"和"老地主",当然用这样一个形象也有她的道理。你刚才讲了,中国的洋务运动开始的比日本早,为什么最后它反而没有走到头?但是我们也要记住,中国挨打也比日本早,当中国挨打的时候日本是作为旁观者的,叫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打了这两次以后,中国都是当局者,它实际上已经被打蒙了,打蒙了以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刚一结束,它匆匆忙忙立即变革,来不及进行思考,来不及对自身特点的认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来不及对比,匆匆忙忙就进行了变革。

  卢勇:我们现在设身处地地推测一下,实际上当时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对日本的震撼还是很大的。

  戴旭:非常大。

  卢勇:因为一千多年来,它一直仰视天朝大国,仰视中国,突然这么一个强大的邻邦,被一个外来文化打败了,对它(日本)的震撼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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