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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迷鸟类保护的天津摄影家王建民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最近发生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的东方白鹳中毒事件已经告一段落。
11月24日，王建民和另一位护鸟志愿者李志勇在北大港拍到了两只佩戴脚环、编号分别为962和971的东方白鹳，它们是11月11日中毒、经过10天救治后放飞的13只东方白鹳中的成员。根据观察，它们已经融入一个由300多只东方白鹳组成的群落，很快就将南飞。
今天，在天津大港针对东方白鹳事件的一个研讨会上，国际鹤类基金会的鸟类专家苏立英博士说，栖息地的丧失，使候鸟的危险越来越大。
渤海湾位于候鸟迁飞通道的“瓶颈”
苏立英说，从前有些水鸟结成小群在湿地停靠。但是现在，由于很多湿地消失，余下的湿地对于鸟类愈发重要，这些湿地发现的鸟群越来越大。这带来了潜在的危险——容易引起偷猎者的注意。一旦投毒，鸟类就死亡惨重。
苏立英说，这些候鸟从寒冷的北方飞来，体力消耗极大，它们落地是由于体力消耗极大，瘦得皮包骨头，不足以支持继续飞行。因此，有的鸟刚一落下就觅食，遇到食物就不分白天黑夜加紧进食，警惕性也会降低。
为什么东方白鹳、白鹤等大型水鸟青睐天津这样的地方？苏立英解释，这些大鸟体型太大，需要利用自然动力迁徙，不是一直平稳飞行。它们会寻找热气流，通过热气流旋飞到高空，然后向下滑行，落下后再寻找热气流。在水陆相交、地势起伏的地方，容易形成热气流。
据她介绍，全球存在8条较大的鸟类迁徙通道，天津处于最东边的“东亚－澳大利西亚”通道。这条通道上有水鸟155种，其中东方白鹳、白鹤、丹顶鹤等24种是濒危或受威胁的物种。根据卫星跟踪研究结果，很多候鸟在渤海湾休息，使这里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候鸟驿站，恰好位于迁飞路线上的“瓶颈”处。
如果这个“瓶颈”受到破坏，后果将不堪设想。苏立英说，科学家们用计算机模拟过，如果把东方白鹳从北到南的60多个停歇点，拿掉辽河流域和渤海湾西部的这几个点，就会导致迁徙路线中断，物种难以延续——东方白鹳以鱼为食，北方结冰后就只能饿死，无法繁殖。
候鸟不会知道哪里是天津哪里是河北
中国鸟类学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正旺说，据估计，每年有数百万只候鸟在渤海湾地区中停。他领导的课题组连续多年在天津、唐山地区7个重要湿地和沿海滩涂开展水鸟调查与监测，记录到水鸟117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7种，二级保护鸟类11种。
张正旺建议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由市级升为国家级。他分析说，在这里，人类的渔业生产对水鸟的觅食干扰强度很大，猎杀情况也时有发生，保护力度仍然不够。
但升为国家级保护区只是一个方面。南开大学博士、志愿者莫训强对记者打比方说，候鸟不会知道哪里是天津哪里是河北，它们当然也没有国籍，不会主动选择级别高的自然保护区栖息。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认为，栖息地的大范围、连通性的保护非常重要。
解焱以东北虎为例说，全球约有500只东北虎，大部分分布在俄罗斯，我国有20只左右。“一山容不下二虎”，雌老虎在繁殖期必须找到足够的食物和生存空间。科学家通过为老虎安装无线电项圈发现，一只繁殖期雌虎的活动领域是450平方公里，而一个连续的最小种群包含18只雌虎，总共需要8100平方公里。我国最大的珲春自然保护区也只有1000平方公里。
她说，俄罗斯过去50年中使野生东北虎的数量翻了十几倍，最大的原因是建立了广泛的东北虎栖息地保护网络，重视保护地之间的走廊，为老虎的迁徙移动提供了通道。事实上，藏羚羊、黄羊、雪豹、大熊猫、白鳍豚、江豚以及大量的迁徙鸟类，都需要栖息地大范围、连通性的保护。其中鱼类对连通性的要求尤其苛刻——河水没有流动，就会影响到它们的栖息。
因此，解焱建议我国集合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力量，制定统一的自然保护地发展规划，来弥补保护上的空缺，形成自然保护地网络。
针对严重猎鸟事件，国内30多个爱鸟机构10月底联名向国家林业局发出公开信，呼吁打破地域界限，建立候鸟迁徙廊道自然保护地管理机制。11月25日，这封信的起草人刘慧莉说，国家林业局已经作出答复，要求全国林业系统加强迁徙鸟道的保护。
捍卫“中国的生态安全底线”
据解焱介绍，我国从1956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以来，至今已有2600多处，约占国土面积的15%。尽管被保护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大，但体系规划上却存在很多严重空缺。自然保护地核心区内放牧、采药、偷猎极为普遍，修路、筑坝等大型干扰活动也时有发生。
她还说，我国自然保护区的执法权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如建设项目选址、建设许可由住建部门审批，市场经营许可涉及工商管理部门，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执法由森林公安负责，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执法由渔政部门负责，林政执法由林业部门负责，海洋和淡水生物资源管理由渔业部门负责，捕捞证和水面使用证由渔业部门颁发，草原管理归畜牧部门负责。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部门都无法完成对一个自然保护地的全面综合的执法工作。因此，大量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没有实际的或全面的执法权，于是，在具体执法工作中与相应执法单位的沟通和合作存在障碍，这是导致我国自然保护区中，各类非法活动猖獗、执法薄弱的主要原因。
解焱是一支由近百位生物多样性、法律、动物保护等领域研究者组成的“自然保护立法研究组”的总协调人。该小组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国家对自然保护区进行全面立法，通过颁布《自然保护地法》，建立合理的分类分区体系，保障保护管理机构的人员、经费和执法权，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
解焱说，立法的目标不仅是保护自然保护地，更是捍卫“中国的生态安全底线”。
本报天津11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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