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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确指，让我们的社会不止于疑云而引发情绪郁结，才会让哪怕是“疑云”式的监督也能对社会产生进步的力量。
马悦然一句“山东文化干部”向其邮寄书画贿选以“诺奖奖金给你，名誉归我”，引发舆论“山东文化干部到底是谁”的“疯狂猜想”，继而不堪重压的山东作协要求马悦然公布“行贿干部”。
从舆论学的发生规律看，这是一种必然。马悦然被国内视作“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又处在莫言获诺奖的当口上，其权威性与吸引力都非同小可。而公众对一些人干什么事都靠走关系送礼现象司空见惯，也就先期信其为真，猜测是谁亦是必然之举。山东作协也便由此卷入风口浪尖，更因此事关系中国声誉和山东声誉，如果不求澄清，则名誉必蒙尘受辱，情何以堪？
而从社会进步的规律看，这种求澄清亦是驱散疑云的一种积极方式。事情处于混沌、概念指向抽象、猜测甚至谣言满天飞之际，澄清才能正本清源。有就是有，但不能将一个人的丑陋变成全体人的恶行，让全体人代一个人受过；没有就是没有，不能将一些道听途说、子虚乌有的事安在特指的一部分人身上，让其蒙受不白之冤。
想起前一段邹恒甫“北大院长、教授奸淫女服务员”的信口开河，人们以其知名人士发言而多选择相信，结果在北大要求其确指时，邹不得不在微博承认自己对于所说的淫乱问题是“太夸大了”。
在公众意识里，一般现象总是存在的。无论是奸淫一事，还是行贿诺奖，按一般现象去推测，最终都会信其为真。但是，这种一般现象作为聊资便罢，若变成某种个别或具体的指向，它就必然涉及具体的人、单位，也就必然有一个真与假的问题。如果不澄清，那么监督只是变成了一种情绪宣泄。只有澄清真假，才能推动监督的落实，推动社会的进步。为真，则惩治之，扶正祛邪。为假，则告诫人们不可没有真凭实据地胡说。
最近，有媒体就此事求证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他称，“懂得的人都知道，我们是不可贿赂的，没有任何一个个人可以在奖项上起决定性作用。马悦然不是5人评委会成员，而是18人瑞典文学院院士中的一员，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成员只有5人”。显然，这些信息的披露，有利于疑云的驱散。不过，这一信息也并不能证明，真的就没有“山东文化干部”的存在。
因之，驱散疑云的关键在马悦然。而在一定意义上讲，山东作协是推动的力量，社会公众又何尝不是？求得真相，乃我们追求的目标，惟此才能让我们的社会不止于疑云而引发情绪郁结，才会让哪怕是“疑云”式的监督也能对社会产生进步的力量。基于此，期待马悦然确指，以推动事件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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