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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旧居门楼
电影《红高粱》中，“我奶奶”挑着饭菜去犒劳“我爷爷”走过的那座小石桥。
上世纪90年代，莫言在一处仓库写作《酒国》
（莫言文学馆供图）
“你家三儿子把我给写死了”
管谟业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去了离家不远的山东黄县总参某部当兵。
送儿子走的那天，母亲哭得稀里哗啦。平日严肃的管贻范对着小儿子说：“凡事谨慎，切记祸从口出，人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
后来，管谟业改名莫言，也正是因为父亲的这番话。
“这一次是真正和野菜、地瓜干离了婚。”莫言刚到新兵连的第一顿饭，一笼雪白的小馒头，他一口气吃了八个。炊事班长对司务长说：“坏了，来了个大肚汉。”司务长回答：“吃上一个月就吃不动了。”果然，一个月后，莫言肚子里有了油水，同样的馒头只能吃两个了。
初到部队，莫言和所有的农村兵想法一样，好好表现。挖厕所，重活脏活啥都干，争取提干留在部队。他很快当上了副班长，还成为连队里的图书管理员。因为表现突出，自称高中文化的莫言被上级调到河北保定，当新兵连的政治教员和保密员。
小学未毕业的莫言恶补大量马列著作后，也敢拿着大学教材给战士们上课了。在哥哥的往来书信指导下，他阅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写作水平也得到质的飞跃。
在哥哥的指导下，莫言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发在了保定的文学刊物《莲池》上。
文学最终改变了莫言的命运，1982年，靠着发表的8篇小说，在领导的大力推荐下，部队留下了超龄的莫言，提升他为行政23级的排级干部，还把他调到了北京延庆总部当宣传干部，负责理论教育工作。
在莫言小说《白驹秋千架》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此后，莫言所有小说故事，都围绕“高密东北乡”展开。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高密东北乡，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镇一样，成为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地标。
“莫言笔下的东北乡，是以他生活的故乡河崖公社为原型虚构的，现实里的高密都是一马平川，但在他的笔下，东北乡除了平原，有森林、湖泊、高山、草原，这是典型的虚构文学世界。”莫言大哥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84年7月，解放军艺术学院首次设立文学系，部队老作家徐怀中当系主任。考试只有3门课，政治、语文、史地，莫言考了216分，其中语文90分。他和钱钢、崔金生、李存葆等人成为了同学。
两年之后，军艺毕业的莫言被分配到总参政治部文化部当创作员，在北京城里安了家。接下来，莫言又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拿到了文学硕士学位。
在军艺的两年，让莫言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源于他的真实遭遇：12岁时他在一个离家不远的工地上，给一个铁匠拉风箱，他溜到旁边的萝卜地，偷了一个红萝卜，被人抓住，脱了他的鞋让他对着毛主席像当众认罪，回家又被父亲拿绳子抽打。
《红高粱》是莫言1985年写的，那年刚好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他想起了棉花加工厂的好友张世家讲的孙家口伏击战。
1938年，当时驻胶县的日军汽车队，经常从村后的石桥上经过，到平度县城去。3月15日，当时高密东北乡的游击队伏击了路过的汽车队，这一战消灭日本鬼子30多人。后来，日本军队报复，把公婆庙村当成了孙家口，一路烧杀抢掠，枪杀100多人，烧光公婆庙村的房屋。
在真实历史基础上，莫言进行了大胆的虚构和想象，小说里的“我奶奶”人物性格直接取自莫言的奶奶。莫言的奶奶和《红高粱》里的“我奶奶”都姓戴，是管家的大总管，一家十几口人的吃穿全由她安排。
“我奶奶胆子比爷爷大，有一年家里来了日本鬼子，鬼子在外边砸门，一脚将爷爷踢倒，刺刀对准爷爷胸口，吓得爷爷面如土色。奶奶走上前去扶起爷爷，爷爷出门想跑，那鬼子一勾枪机，子弹从爷爷耳边飞过。此后，只要听说鬼子来了，爷爷就先跑了，家里往往是奶奶留守。”
《红高粱》中的王文义是莫言的老邻居，真名实姓。王文义是个老实人，年轻时当过几天兵，他胆小，鬼子打枪，可能是擦着他的耳朵了，他一摸有血，就喊“我的头没了”，把枪扔到水沟里。连长气得骂：“没有头，你还会说话啊！”
《红高粱》在莫言村里放，王文义看到莫言把他写死了，愤怒地拄着一根拐杖找管贻范：“我还活得好好的，你家三儿子就把我给写死了。咱们几辈子的邻居了，怎么能这样子糟蹋人呢？”管贻范回说：“莫言小说里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这个土匪种'，难道我是土匪种吗？我不是还活得好好的。”
后来莫言回家，买了两瓶酒给王文义送去。“我说我把您塑造成一个大英雄了。他说什么大英雄，有听到枪声就捂着耳朵大喊‘司令司令我的头没了'的大英雄吗？我说您不是很英勇地牺牲了吗？聊到后来，大叔很宽容地说：‘反正人已经被你写死了，咱爷儿俩就不计较了。这样吧，你再去给我买两瓶酒吧。'”莫言回忆说。
小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以后，莫言一炮而红。
当时，有人提议莫言应该把这个题材集中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莫言就把《红高粱》、《高粱酒》等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结集成《红高粱家族》出版。
《红高粱》里，莫言写了“我爷爷”，也写“我奶奶”。在《丰乳肥臀》和短篇小说《五个饽饽》和《石磨》里，莫言写到了自己的母亲高淑娟。
高淑娟1922年出生，17岁嫁给管贻范。高淑娟在黄土地劳累了一辈子，患有哮喘、肺气肿等多种疾病。1961年春节，正是吃不饱饭的日子，她把从牙缝里抠出的几斤白面，做成饽饽放在祖宗神位前当供品。年刚过完，婆婆让儿媳妇去收回，没想到饽饽被讨饭的偷走了。这可是一大家里半个月的口粮，高淑娟背负着偷吃偷藏的嫌疑，哭了大半夜。莫言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写了篇《五个饽饽》。
1994年，高淑娟因病去世，莫言悲痛不已，在故乡住了几十天，写了《丰乳肥臀》。《丰乳肥臀》让莫言拿到了大家文学奖的10万元奖金。后来莫言转业到了《检察日报》，在影视部为他们编写剧本。
“我母亲50多年里，当媳妇的时间比当婆婆的时间长，一直没过上好日子。等后来过上好日子，又老生病。她活着的时候经常感叹自己命苦。”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我姑姑，洗衣机
1955年，给莫言接生的，是姑姑管贻兰；1981年，给莫言女儿管笑笑接生的，也是管贻兰；1986年，给莫言妻子杜芹兰做流产手术的，还是管贻兰。
在去莫言老宅的前一天，南方周末记者向莫言要管贻兰的地址和电话，莫言说：“不用电话，我姑姑是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她当医生一辈子，那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她接生的，都知道她。”
管贻兰住的沙口子村和莫言老家平安庄隔河相望。作为《蛙》的真实主人公，因为莫言的获奖，不时会有记者来采访她。
姑姑是大爷爷管遵仁的女儿，也是莫言最喜欢的亲人。“我小时候，家里人生了病，就会把我姑姑搬来，她给我看完病就开始讲她当天遇到的事，我们就瞪着眼听。她医药箱里给人打针的那种小纸盒，是我们最好的玩具。我写小说以后，一直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小说。”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莫言退学回家务农，不想种地，还跟大爷爷管遵仁学过两年中医。那时候，莫言回家已有4年，面对繁重劳作的黄土地，觉得生活没有出路，看不到未来，情绪低沉。
管遵仁给莫言讲过一个故事。旧社会青岛有个老板的工厂开业，大门两侧需要挂牌，请了一些当地书法家写字。当时一个农夫在门外看见了，他光脚进门拿起笔来就写，写到最后一个字不写了，说自己手疼，一个月以后再补。老板后来一比，他的字写得最好。后来他的厂要开业前一天，老板找到农夫写了一个字，回家就对上了，一点不差。
“我父亲讲这个故事，是鼓励莫言，人一生一世一定要学好一样东西，不然被别人看不起。不能做人上人，也不能做人下人。”管贻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学医那两年，莫言在姑姑家里看了不少书，还听大爷爷管遵仁给他讲了很多历史上的传奇和聊斋里的故事。后来，莫言小说里出现的老人，都有管遵仁的影子。包括莫言的毛笔字，也是那时受大爷爷的影响，为的是学开中医方子。
莫言小说里的人物，大部分在老家都能够找到原型，《生死疲劳》里的“蓝脸”，是20世纪推广“集体合作社”时，村里一个坚持要单干的老农民。此外，妻子杜芹兰的母亲，不愿意把自己分到的田地合并交给生产队，手拿《人民日报》去山东济南，拿到当时省长的批示，回家后贴到大门口，以抵制上门纠缠的工作人员。
莫言的四叔管贻寿，1984年赶着牛车往40里外的县糖厂送甜菜，在途中被一个酒后无证驾驶的司机轧死，当时这个司机正给一个公社书记家建房拉砖瓦。事件发生后，书记动用各种关系，上门威胁利诱，最后赔偿了500元人民币。莫言和哥哥得到消息后，准备回乡打官司，被父亲制止：“人死不能复生，宁叫一家冷，不叫两家寒。”莫言以此为基础，写了《天堂蒜薹之歌》，把惨死的管贻寿留在了小说里。
“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莫言在写《天堂蒜薹之歌》时，伪造了这段名人名言。
《蛙》的原型、姑姑管贻兰沾了“文化”的光。新中国成立后土改时，管遵仁被划为“地主”，加上他儿子又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去了台湾，日子不好过。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非常关心人民的健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新生育法的培训。当时有文化的人不多，姑姑从小开药方，认识字，被当时的县卫生局选中，成为新法接生培训班的首批学员。
从18岁开始一直干到70岁，管贻兰接生的孩子差不多有两万个。在农村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期间，管贻兰在当地又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夜里不敢一个人出门，走路有人从背后用砖头砸。”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如今管贻兰回忆起往事：“当时的政策是‘两个正好，三个多点'。农村人都想要男孩。中国人口这么多，不搞计划生育，一年高密就能生出一个乡镇。原来一个村200多户，一年就能生600多个孩子。地里的粮食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后来慢慢乡亲们也理解了。”
莫言大哥家两个儿子，二哥家一男一女；莫言姐姐连续生了三个女儿，第四胎生了个一男一女的双胞胎；莫言妻子杜芹兰怀上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户口还在农村。按政策讲，他第一个孩子是女儿，间隔几年后可以再要一个。
当莫言刚刚调到北京时，妻子怀孕了。“如果我是普通战士，是志愿兵，可以要第二个孩子，但我们总部机关特别严，不能要第二个孩子，几千个干部都没有第二胎，不能因为我影响了整个单位的荣誉。”
莫言回到山东做老婆的工作。
杜芹兰流产完，县里奖给莫言一台洗衣机。
2002年春节，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跟着莫言回高密过年。大江对莫言的姑姑很感兴趣，后来在很多次演讲中都提到姑姑。
“我写《蛙》是因为报纸上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当时这个政策说要管30年，政策到期后，这几年学术界开始反思计划生育政策，广播、电视和报纸上出现许多讨论，我觉得写这个故事的时机到了。”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莫言写《蛙》的时候，管贻兰已经退休了，和从医院开救护车岗位退休的老伴一起给她的四个孩子带小孩。她和丈夫都是城市户口，按照政策，四个孩子都只要了一个孩子。“管笑笑是独生子女，她爱人也是独生子女，笑笑现在已经生了一个女儿，还可以按照政策再生一个，到时候一个姓管，一个姓苗。也算有了香火。”《蛙》之后，已经当上了姥爷的莫言，和妻子平时在家给女儿带外孙女。
刚刚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现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他已经在考虑退休后的生活了：“北京人太多了，城市太喧嚣了，我现在就盼着退休，该叶落归根，高密老家挺好的，亲人都在这里，我的书房也比北京的书房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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