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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当好科学发展的排头兵，首先要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在近日召开的全省推广顺德南海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现场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再次强调推进改革。
改革是广东勇立潮头的不竭动力，是推动发展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有力措施。从体制机制的创新入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有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这是广东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总体部署中的关键一步，也是广东改革迈向深水区、再造广东体制竞争力的重要一步，同时也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前提。
2003年春，非典的阴霾笼罩广东。在这个万众瞩目的时刻，胡锦涛总书记来到广东，在鼓励南粤人民万众一心战胜非典的同时，提出科学发展观。最近10年来，胡锦涛先后5次来到南粤大地考察，鼓励广东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温家宝总理也多次考察广东，为广东改革鼓劲打气。
一直以来，广东以解放思想铸魂，以排头兵的责任感审视自我，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中锐意前行、攻坚，以党的建设这个新时期的伟大工程带动党在政治、行政、社会管理等关键和重要领域的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新经验。
放在浩瀚的历史标尺上，2002－2012只是一段微小不过的刻度。但是，对于广东来说，这是一个改革攻坚的年代，具有非同寻常的重量。中国道路，广东探索。“试点、总结、推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将是广东为中国继续唱响的三部曲。
解放思想再铸魂
始终以排头兵的责任感审视自身
利益结构调整不容易，探索新路不容易，“自我革命”更不容易。
8月27日－9月4日召开的贯彻落实全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透露了此前广东获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试过程中一个并不广为人知的细节：此次改革是汪洋书记、朱小丹省长向国务院写信请求批准的。
“我们必须认识到，再不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用改革创新来解决问题，广东排头兵的位置将难以自保，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小平同志托付的任务就难以完成！”早在5年前，汪洋书记在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即吹响了广东继续解放思想的号角。
广东对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渴望来自一直萦绕在广东心头的忧患感。标兵跑得快，距离在拉大；追兵跟得紧，距离在缩短；追兵就是标兵，对手就是老师！
10年间，广东经济实现了一次巨大的飞跃。目前，广东的GDP已经超过5万亿元，亚洲“四小龙”已超其三，实现小平同志的“追龙”嘱托已是清晰可见。
古人云，“图大事而有静气，难。”这就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未来命运的关键时刻。
当“万亿俱乐部”成为中国媒体的热门词汇时，广东决定放下GDP的金字招牌。在2007年底召开的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擎起了解放思想的大旗，广东以排头兵的责任感审视自身、拷问自我，经历了一次重要的精神自省。
“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这是我省要补的最大‘短板'！”2008年3月，省委专门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务虚、解放思想，时任省长黄华华直指广东发展短板，要求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勇于试验。
既无30年前的区位优势，更受科技教育等资源短缺的制约。摆在广东面前的只有一个字：干！省委领导也分别牵头12大专题调研；从2008年2月下旬华东行到9月中旬出访东盟4国，认真学习吸收省外、国外先进经验；出台《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全面吹响“双转移”号角；发布省委《关于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决定》，形成“八个必须、八个解放出来”的共识，着手解决一批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在这场入心入脑的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和学习实践活动中，广东明确了自己的定位是：面向世界、服务全国，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主力省。
与之相应的是，广东也在抽丝剥茧的深刻反省中明确了实现转型升级的主攻点。2008年12月10日，汪洋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金融危机给广东上了生动的一课》中指出：“我们要求企业转型升级，前提是政府的服务要转型升级；我们希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首先是政府要提高服务企业的创新能力。”
汪洋跳出经济转型谈经济转型，一语道破广东转型升级最难突破的“硬核”所在。就拿审批制度来说，从表面上来看，绝大多数部门是重视审批不重视监管，熟悉审批不熟悉监管，习惯审批不习惯监管。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他们更主要的是喜欢审批，不喜欢监管。权力的部门化甚至个人化，造成了一个“怪相”：对于一项权力，厅长说可以放，到了副厅长那就说不能放，到了处长那一层说绝对不能放，到了办事人员那，就说打死也不能放。
当广东决意进一步深化改革时，社会上却出现了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时刻为人所关注。星岛日报、德国之声、BBC等相继发文评论，由中国南方悄悄启动的这场解放思想热潮，再一次让世界驻足惊叹！
党的建设创新
以坚定的改革精神提升科学发展领导能力
“面对面交流，好过‘硬碰硬'。”8月30日，云浮市新兴县率先全面启动四套班子领导成员组团到党代表工作室接待党员群众工作，云浮市委常委、新兴县委书记吴伟鹏如是表达自己的感想。
今年9月，广东率先部署全省市、县领导干部要到其选举所在地的基层工作室开展工作，并要求逐步实现常态化。
这显示了，广东省委以坚定不移的改革精神在新时期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升各级领导干部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
“列席代表不要光带耳朵来，还要带嘴巴来！”去年7月11日，在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上，汪洋鼓励基层党代表多“发声”，让省委直接听到基层的声音，更多地了解实际情况，以更有利于科学决策。
群众工作是一道必须答好的必答题。省委高度重视群众工作，一直努力创新党联系群众的机制。2009年7月起，全省发动1万多名干部扎根基层驻村，“双到扶贫”、“靶向疗法”，围剿“穷广东”。截至2011年底，全省31.5万户贫困户达到人均年收入2500元的脱贫标准，占总数的85%。
群众路线是党的命根子，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前不久，省委印发《关于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作用的暂行规定》等3个文件，明确了今后在选拔干部中“票决”适用的范围。从2002年“票决”一词首次走进广东省委全委会，到今天已有10年。
“票决方式一小步，民主决策一大步。10年‘票决'显示广东党内民主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点评说。
最近10年来，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上，广东还充分发挥“两代表一委员”(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作用，在近年的屡次公选中创造性地应用“大评委制”，营造了浓厚的民主氛围。
“让善于科学发展的上，不善于科学发展的让，阻碍科学发展的下。”2008年6月，广东出台科学发展“指挥棒”——《广东省市厅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评价指标体系及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再造广东干部群体，为提高广东干部领导、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提供组织保障。
体制改革再突破
矢志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关键领域改革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30多年前，广东先行先试，从计划体制的母体中杀出一条血路，通过体制改革，完善服务管理，由此催生的规则公平、机会均等，使无数“孔雀东南飞”，来到广东实现人生“梦想”。
“归根到底，不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进一步破除体制和机制障碍，特别是不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我们就缺乏体制的竞争力。”在5月9日召开的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汪洋如是点题。
十六大以来，特别是最近5年来，广东在政治、行政和社会等一系列关键领域的改革连续推出。广东的政治文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管理水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广东祭出的这一系列改革重拳直指一个目标：限权。
2010年，广东开始试行《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实现了政治协商的“硬约束”。而早在2003年，广东即形成了一个沿袭至今的惯例，民主党派负责人偕同省主要领导下乡调研。
广东人大也不断强化监督，为全国所瞩目。同时，广东人大还率先开门立法，从2003年开始，向省人大代表、有关行业协会、各地级以上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书面征集立法项目和法规草案稿，并登报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立法项目和法规草案稿。而为了给新一轮科学发展提供强大的法治保障，2011年广东贯彻实施《法治广东建设五年规划》。
政治文明的提升，创造了人民群众监督党委、政府的条件。最近几年来，伴随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不断完善，广东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口罩男”、“举牌哥”、“拇指妹”一时传为佳话。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专题研究部署社会建设工作，出台《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以及7个配套文件，形成广东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一整套政策体系。
在此基础上，广东重拳出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直指此轮改革的核心：转变政府职能。
近年来，广东高层不断紧锣密鼓推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汪洋书记先后上百次就此作出批示和指示。自2008年以来，广东四年召开三次推动体制改革的工作会议。2009年，深圳、顺德“大部制”改革全国瞩目，两年后向全省推广两地改革试点经验，打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体制。
结合“大部制”改革，广东在2003年第三批、2006年第四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推进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努力做到“三个坚决”：凡是市场和社会能够自我调节的事项坚决取消行政审批，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承担的事项坚决转移给社会组织，凡是下级政府能够履行的职能事项坚决下放给下级政府。
广东正处在新旧发展模式交替的关键时期，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硬仗。对于上述改革把握得好，广东就能破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顺利步入比较发达的现代化地区行列；把握得不好，广东就有可能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出现停滞和倒退。
利益结构调整不容易，探索新路不容易，“自我革命”更不容易。广东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深化改革的最大障碍是既得利益格局。
“解放思想，关键是要克服一个怕字！”老报人周瑞金表示，广东要摆脱改革30年后的“钝化”效应，恢复改革开放初期“拓荒牛”的那种勇气和锐气，就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改革先行再领潮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新经验
“中央很多领导同志认为，广东大部门体制改革试点做了中央政府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这个改革方向符合科学发展的方向、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要求广东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这是前不久召开的全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透露的信息。
这只是广东近年来一系列在全国具有示范性意义改革的缩影。一个个“首创”为广东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角色作了最生动鲜活的注解：
2008年5月，《关于推动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出台，在全国首创实施“双转移”的战略决策；
2008年5月底，深圳成为中国首个向普通公民公开政府预算的城市，随后广州也走上了预算公开的大道，
2008年6月，《广东省市厅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评价指标体系及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出台，这是中国首个科学发展指挥棒；
2010年8月，广东开始试行中国首个省级政治协商规程《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
2012年8月，广东率先部署全省市、县领导以党代表身份到基层工作室开展工作，接待党员群众。
……
“科学发展，先行先试。”4年前，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特殊日子——2008年12月17日，国务院审议通过《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定为广东为“探索科学发展的试验区”、“深化改革的先行区”，在这份冠以“改革”二字的规划纲要中，关于试验区、先行区、示范区、中心、基地等的提法共有150处。而就在同一天，广东公布了《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率先实现科学发展的决定》，广东承担新使命的勇气与决心一览无遗。
当前，一场由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寒流仍然在不断蔓延、渗透，经济对外依存度居全国首位的广东正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中国模式”也正面临西方的种种诘问。《联合早报》曾评论：“‘中国特色'到了关键时刻！”
广东改革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再造广东的体制竞争力，更在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新经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同时也是中国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和体制创新的前沿。因此，广东改革的意义正在于它是否有真正的创新，为中国的未来探路。(记者 周志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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