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财富指数”，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新指标_新闻台

　　北京大学教授朱非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讲师张磊

　　北京大学教授张博

　　里约+20地球峰会已于201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隆重召开，它是继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之后全球首脑就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再度聚首，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盛会，也是全球关于环境问题的最重要会议之一，其主题是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制度框架。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其他机构（UNU,IHDP）在本次峰会上推出第一份全球《包容性财富报告2012》（InclusiveWealthReport2012），其中的“包容性财富”（InclusiveWealth简记为IW，这一概念到目前为止尚无标准的汉译）是度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指标，是改造传统经济发展水平量指标GDP的新努力。这一努力值得我们关注。

　　新指标比GDP更全面科学

　　多年来世界各国衡量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是（人均）GDP。但是由于（人均）GDP有着一系列的缺点，如尚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与生态的代价，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社会风险加大等。单纯看这一指标及其变化趋势，无法回答经济的发展是否具有潜力，能否可持续等问题。因此，学术界在不断寻求更完善的指标，相继推出了绿色GDP、人类发展指数、真实储蓄（GenuineSavings）等新的指标，但这些指标亦都不够成熟，因此，在实践中几乎没有被采用过。

　　我国在这方面的意识和行动均不落后。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原先采用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后转为国民账户系统（SNA），由于意识到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进而于2006年正式发布过国家层面的绿色GDP报告。但绿色GDP毕竟不是成熟的指标，在核算方面存在太多主观因素，因此，中国的绿色GDP报告因难以为继而被无限期推迟。加拿大近来也声称要改造其国民账户系统，推出6个关键性指标，GDP成为其中之一，这样做至少“稀释”了GDP的作用。但纵观全球，在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各种指标中，GDP指标至今仍然占据着最核心的地位。

　　那么应如何科学严谨地衡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事实上，早在1995年，世界银行就推出过一个指标体系，但仍然以GDP为核心，因此也就没有对各国政策制定者产生真正的影响。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基于阿马蒂亚·森的思想而推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所侧重的也仅仅是人均GDP、人均寿命和教育，完全忽略资源环境因素，因而也是不全面的。

　　而现在UNEP推出的IW是内涵更加丰富的指标。IW的基本思想最早由经济学诺奖得主肯尼斯·阿罗所倡导，他与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其中特别包括诺奖呼声很高的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帕撒·达斯古普塔）和生态学家经过多年研究，最终于2004年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此后，达斯古普塔又陆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包括Theideaof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Sci（2007）2:5－11，更清晰地阐明了IW这一概念并以此衡量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状况。

　　按照达斯古普塔的说法，引入IW的动机就是为了描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而所谓可持续发展，以最常被引用的布伦特兰夫人的定义，就是“能够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之能力的发展模式”。达斯古普塔说，这一定义的精神实质等价于以下定义：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生产力基础（productivebase）不萎缩的发展模式，而所谓生产力基础包括资本资产和制度，其中资本资产可分为三类：1.人力资本(健康、受教育程度、技能等)；2.生产资本(机械设备、厂房、铁路以及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等)；3.自然资本(自然资源如土地、矿产、水、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等)；而制度包括文化、法律法规、社会建制、社会网络等（亦有人称制度为社会资本）。所谓IW就是社会全部资本资产的价值之总和，而任何一段时期内的期末与期初的IW之差称为该期的投资总值（InclusiveInvestment）。

　　如果说达斯古普塔眼中的所谓生产力基础生产出的既有物质产品也有精神产品，那么，生产力基础可以更进一步地被浓缩为由自然环境和人类文明（人类精神创造之总和）所构成。人类代代传承的既有自然环境也有人类创造出的全部文明成果。如果一代人的生存对自然环境有所损害，但只要创造的文明可以补偿这类损害，那么此社会还是可持续的，反之则不可持续。我们这一说法的精神实质，与达斯古普塔的看法完全一致。

　　关于IW,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两点：一是所有资本资产的价值皆以使用方便的会计价格来计量，即皆被货币化；二是IW不但囊括了全部资本资产，它还包含了对后代人利益的考虑，这主要体现在对自然资本价值的计算上。

　　如何货币化各类资本的价值则需要更细致的工作。社会资本某种意义上说体现的是社会软实力。丰厚的文化积淀培育出的道德情操，良好的社会氛围，运行通畅的社会网络，以及健全完备的制度，可以使人们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减少摩擦降低交易成本。但是社会资本的价值最难确切度量。达斯古普塔干脆把这一软实力直接浓缩为TFP（全要素生产力），而TFP则可以采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现成方法，由宏观经济数据估计得到。我们认为这一做法太过简单，有继续改进的空间。比如可以加上由各类社会组织提供的无偿劳动，其劳动成果可以参照市场上的相应成果给予定价。

　　人力资本价值估计的探讨空间

　　人造资本的价值就是它们在各年的投资总额之和减去折旧。这一点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早已有成熟的处理。

　　而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价值估计要困难得多，这也是阿罗和达斯古普塔工作的重点。达斯古普塔批评此前世界银行的研究者，在讨论所谓真实投资时人力资本的价值简单地归结为教育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达斯古普塔认为健康的价值是人力资本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健康的价值如何判断？如何货币化？这其实也是健康经济学中的核心课题。健康来自哪里？除先天因素外，健康需要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投入。而金钱方面的投入包括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保健投入和个人的医疗卫生保健投入。达斯古普塔似乎就是采用这类总投入来度量健康的价值的。这一点在他的文章中并没有明确说明。而我们认为，健康的经济价值更应当是（在智力技能等因素同等条件下）健康的人与非健康的人所能创造的经济价值之差。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非健康的人不工作。那么，这个价值之差就可以看成是健康的人的工资收入。另外一个可用做替代的量是人们投保的健康保险的保险金，这一点在保险业发达的国家适用。而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或许采用工资收入减去公共与私人医疗卫生费用来度量健康的价值更正当。很显然，采用“投入”还是“产出”或是“投入产出差即净产出”来度量健康的价值，其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关于这一点，给学者们留下了巨大的可继续探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