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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书展年度作家也斯:香港是我写不尽的题材

发布时间:2012年07月09日 14:30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深圳特区报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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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香港书展18日开幕。本报记者专访香港书展年度作家也斯——

  “香港是我写不尽的题材”

  ◎深圳特区报记者 钟润生 文/图

  7月18日,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将开幕。名人演讲、年度作家,是这个被誉为“亚洲文化盛事”的重要看点。今年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称号,颁给了一个名叫也斯的作家,表扬他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文坛的卓越成就和贡献。

  相对于去年的年度作家西西,也斯在内地的知名度似乎不如西西那么响亮。到购书网店里寻找也斯的书,显示有4本,但这些书都是一些小品文,比如介绍吃的,《人间滋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介绍旅行的,《在柏林走路》(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8月),等等。从这些书里,似乎看不到也斯在香港文坛上的影响。

  也斯何许人也?日前,在香港书展主办方——香港贸易发展局的帮助下,记者有机会前往香港,和今年64岁的也斯先生,面对面来了一场对谈。

  借食物写香港的历史、文化

  记者:也斯先生,祝贺您成为香港书展年度作家。来香港之前,我特意到书店去买您的书,结果只买到了随笔集《人间滋味》,到了香港后,我到书店去买您的书,结果买到了小说集《后殖民食物与爱情》(牛津大学出版,2009年1月)。这两本书巧得很啊,都是写吃的。而且我注意到,您还著有随笔集《蔬菜的政治》、与摄影师李家昇对话的诗集《食事地域志》,2004 年在沙田文化博物馆做过《香港食景诗》的展览,也都是吃……那我们就从吃的聊起。为什么会选择食物作为你表达的工具?

  也斯:如果食物是这些作品的一个入口,或者是它们的生命线的话,这并不因为食物代表了生命,而是因为它是生命本身。

  为什么会选择写食物?因为食物有形象有味道,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到,用它介入历史、文化,读者更容易接受。因此,我的小说、诗歌、专栏随笔里所展现的,往往不是食物的味道,而是隐藏于食物背后的世情道理,甚至从食物本质看到不同地方的文化本质。就像我有首诗叫《菜干》,我让读者从阿婆“打了褶的过去”尝出那“日子的金黄”。

  记者:那您自己是不是个美食家?

  也斯:好多人以为我是美食家,其实不是。我对吃的要求很简单。另外,我想告诉你,食物题材的写作,我告一段落啦,否则人家还以为我是食评家!

  个人写作与香港现代化进程同步

  记者:您出生第二年,1949年就来到香港,1984年从美国读书回到香港,然后一直在香港的大学从事文学教育工作。不单您自己写了很多作品,有小说、随笔、诗歌,还对香港文学、文化倾注了很多精力,做研究,做推手。我注意到媒体一段对您的评价:“在香港,也许很难找到第二位作家像也斯那样,其个人的成长、写作经历和香港这座城市60年的发展如此紧密相连。”您自己怎么看您与香港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

  也斯:我的写作几乎与香港现代化进程同步,香港在1949年之后的几个历史阶段,我个人都有亲历。1967年,香港暴动,动乱以后,港府开始做了很多改革。香港人也开始在那个时期关注到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亲历了香港文化界在1970年代本土化反思。1970年代末,我去美国念书,也开始接触到内地同学,那个时候我写了小说《岛和大陆》,不同地方中国人的故事。等我回来的时候是1984年,香港面对着一系列危机,首先是当时的金融危机,但更大的危机是香港人对未来的不确定,香港人直接面对香港地位问题。如果说,1985、1986年大家有焦虑还在观望,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后,大家对未来有点失望,经济现代化虽然完成了,但他们内心对未来缺乏安全感,就算移民加拿大了,还是觉得缺失了很多东西。所以,到了1990年代他们又陆续回来。针对这段历史我也写了一系列小说。

  记者:因此,您写作的目光从未远离香港。

  也斯:香港是我写之不尽的题材。我最先引起香港读者注意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结合中国神话及拉美魔幻写实主义去写香港现实的短篇集《养龙人师门》及中篇《剪纸》。2009年出版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我仍尝试细说回归十多年的香港故事。这个作品得到第11届香港文学双年奖。

  香港都市文学走得很靠前

  记者:谈谈您的研究。您很早就开始关注香港文化,编著有《香港的流行文化》、《香港文化》等书,尝试阐释香港文化的特色。您也是早年少数整理、评论香港文学的学者之一。您不妨为读者简单梳理一下香港文学这五六十年的发展。

  也斯:不妨先说说内地介绍香港文学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前,介绍的香港文学主要是用来批判,批判资本主义风气;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后,开始介绍梁凤仪等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一个关键词是“爱国财经小说”;第三阶段是近些年,介绍香港作家的一些生活类作品。

  在我看来,香港文学走着她自己的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辉煌。比如说,五六十年前,香港文学在翻译这方面是走得很靠前的,那个时候我们就翻译了加缪的《局外人》。到了现在,翻译弱了,但都市文学——也就是写现代人的感情——写得很深,走得很靠前,并且与电影、戏剧结合得很密切,焕发着不一样的朝气。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现在很多香港年轻作家,从小定居在香港,但又经常往来内地,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从香港看内地,而且还从内地看香港,视角更立体。香港文学可以寄望于这一批年轻人,写出更好的作品。

  记者:您怎么看待今天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文学差异?您看过大陆哪些作家的作品?

  也斯:我留学归来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也是文学的黄金年代。那个时候,三地的交流活动也蛮多的,我很早就读了阿城的《棋王》、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我对大陆作家的创作一直很关注。

  这些年来,大陆的创作比较注重外在,注重写大时代;台湾注重内在,写内心,而且越写越深;香港呢,主要是写内在,但也不放弃对时代的言说。

  香港作家发表阵地太少“很吃亏”

  记者:文学越来越边缘化。香港这边情况如何?

  也斯:大家都差不多。香港以前有个书店叫“左岸”,专门卖文学书,现在关门了。大环境不好,作家、读者的心态都很浮躁。以前都是我们自己凑钱办杂志,开门、关门、开门,做了就做了,倒了就倒了。就是这样。文学没有以前那么兴旺了,这是肯定的,但不至于没落。文学不可能没落。

  记者:关于香港文学的不兴旺,你好像有个怪论,说原因在于媒体。

  也斯:那是我的怪论。我说,在我看来,影响香港文学的不是政治因素,而是1995年之后报纸通过减价占有市场,文学失去了很多阵地。在此之前《星岛日报》有个青年文艺的副刊,不同青年人在那里发表作品,完成文学事业第一步,只问文学不问出处。而现在香港年轻作家的最大困境是,年轻作家出名很容易,但出名之后很难。他们没有了自发的文学空间,没有人际关系维系一个大的文学社群。

  没有发表阵地,香港文学很吃亏。大陆有作协,台湾有“行政院文建会”,香港没有这些机构。大陆有《收获》、《人民文学》,台湾有《联合文学》、《印刻文学》等一大批成熟刊物,香港很少。没有发表阵地,考验着香港作家的耐心和定力。

  也斯(1948年—),本名梁秉钧,祖籍广东新会,1949年到香港,20岁开始专栏写作,1984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也斯创作涉及诗歌、散文、文学评论、文化研究等,著有散文集《神话午餐》、《山水人物》,诗集《雷声与蝉鸣》、《游离的诗》,小说集《剪纸》、《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摄影集《也斯的香港》等。钟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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