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1952年6月19日）_新闻台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周恩来，原题：《周恩来：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1952年6月19日）》，本文系1952年周恩来讲话稿

三年来，由于我们进行了抗美援朝（310）、土地改革（309）、镇压反革命（311）三大运动，在国内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基本上肃清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的阶级斗争就突出地表现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现在发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个特点：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它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要消灭的阶级。我们共产党员必须懂得这个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又原则，又策略。他是从共产党说起，说共产党最后要把自己消灭，全世界的共产党都要消灭。今天我们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跟资产阶级合作，最后还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有一种舆论，说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可以跟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前些日王芸生（331）在上海《大公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全篇写得很好，很动人，就是最后一句说话得不对。他写道：“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四友’就团结得更为亲密，共同胜利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毛主席把这句话删掉后要《人民日报》转载了。在党内进行思想教育的时候，要把民族资产阶级既是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这两方面都说清楚，只说一方面就容易发生误会，产生“左”的或右的情绪。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处在这样一个地位，因此它的思想也是这样的，拿资产阶级思想跟无产阶级思想来比，资产阶级思想当然是反动的落后的，但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势力的时候，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初期，它是起了积极的进步的作用的。文艺复兴（332）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比起当年欧洲黑暗时期的封建思想来是进步的。美国独立战争（333）、法国大革命（327）和美国南北战争（334）的时候，资产阶级思想比起封建思想来是进步的。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个敌人时，资产阶级思想也起过进步的积极的作用。可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把中国革命领导成功，也不可能领导的成功，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允资产阶级发展。资产阶级可以一个时期参加革命，一个时期中立，一个时期退出，甚至向反动势力妥协。这种曲折的道路走了多次。

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长期的。它领导辛亥革命（10）的时候，由于跟反动势力妥协，革命失败了，自己也被反动势力挤了下来。辛亥革命以后，它的积极性并没有完结，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发展了。可是刚有了一点发展，又被买办资本和帝国主义压下去了。后来资本主义参加了大革命，在大革命的后期，又跟反动势力妥协，最后还是被反动统治阶级挤下来了。以后资产阶级参加了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中多数人保持中立或者同情革命，少数代表人物还参加了反对美蒋的斗争，建国以后，又参加了建设。所以我们说，中国资产阶级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员，是我们的朋友。

没收资产阶级的企业，去掉资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做法。我们中国有所不同。中国革命的时期很长，从共产党诞生到取得政权。将近三十个年头，中间经过了四个革命阶段。四个革命阶段中，民族资产阶级有时参加，有时中立，有时附和了反动。附和反动的时期很短，中立动摇的时期很长。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参加革命或对革命表示同情。

到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去了台湾，但多数还是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有很大的封建力量，封建势力跟买办阶级相结合。清朝末年、北洋军阀（144）、国民党三个朝代，反动统治者都是依靠帝国主义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就受到限制、打击和压迫，它对此是不满的。新中国建立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发展，比那三个朝代得利还多，多数资产阶级分子觉得在新政权下有利可图，所以他们中间的多数对于新政权还是赞成的，至少不是采取积极反对的态度。他们参加全国和地方的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各级人民代表会议（335），成为我们的朋友。这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

尽管中国是这样大，有这样多的人力，可以加快前进的速度，但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要实现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还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要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让它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所以我们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不仅政治上有可能，经济上也有需要。

当然，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是清楚的。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麻痹起来，就会发生政治性的错误，就会失掉这个前途，就会与资产阶级混同起来。丧失前途，丧失立场，混同思想，那是很危险的。如果共产党人不认识这一点，不是从基本原则上去认识问题、去实现政策和策略，用适合团结、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方法来跟他们做朋友，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很难团结、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只有明确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我们才能恰当地解决资产阶级问题，这是现在国内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把封建制度消灭以后，农村中的主要矛盾就变成广大农民跟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势力的矛盾。在城市中，国民党被打倒了，反革命被肃清了，帝国主义势力被赶走了，主要矛盾就变成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这样一个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当着我们反对三大敌人的时候，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那是恰当的。但是，现在不能这样说了。

在我们党内，必须把今天存在于城市和乡村的这样两个对立的方面说清楚，只说一面就不完全。如果只说交朋友，“五反”（336）斗争就会轻轻过去，将来“五毒”（337）又会严重起来，又要进行“五反”。反过来，如果只说阶级矛盾、思想矛盾、对立、限制、现在就要把资产阶级打倒，就会发生“左”倾。因此，应该全面地说。现在反对他们的“五毒”，联合与改造他们，都是为了将来便于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为消灭资产阶级准备条件。这是很辩证的。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一定要非常坚决又非常稳当地掌握方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