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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层流失、大棚里种不出有机蔬菜、重金属污染“家底不清”……
土壤污染已成为整个社会无法回避的焦虑点。土壤治污刻不容缓，政府投入不可谓不大，却收效甚微。
专家指出，环境污染具有长期性、潜伏性、累积性和传递性，目前我国极度缺失支撑土壤污染治理的基础性工作。土壤污染治理的破局，有赖治理责任的明晰、重拾和强调。
记者 陈伟 夏保强 北京报道
“刮骨疗毒”土壤污染治理困局待破
专家认为，规避和控制应在追责和治理之前
困局待解 土壤污染治理乏术
“目前中国土壤污染防治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土壤污染类型多样，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复合污染的局面。在土壤污染的治理上确实存在困局。”北京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彭应登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我国极度缺失支撑土壤污染治理的基础性工作，土壤污染治理陷入困局不足为奇。
目前土壤污染的困局，首要体现为在其治理愈加紧迫的情况下，却一直“治理乏术”。同其他环境污染一样，土壤污染同样陷入了一种“越污染，越治理；越治理，越污染”的恶性循环。
“我觉得，不是"越污染，越治理；越治理，越污染"，而是环境污染具有的长期性、潜伏性、累积性和传递性。一些污染至少会有20年以上的潜伏期，过去积累的污染经过长期的潜伏和积累，几十年后会爆发，我国当前的营养盐富营养化污染就是这样的例子。”中国土壤学专家、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现在很多污染治理，还没有切断污染源，就污染事件处理污染，表面的治理治标不治本，这是许多污染得不到解决的根源。
彭应登认为，造成土壤污染治理困局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缺乏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的立法。由于缺乏土壤环境保护法，企业对土壤污染没有修复和赔偿的义务约束，所以很难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其二是只看到了农业污染土壤的问题，而工业活动引起的土壤污染问题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其实，工业活动是加重土壤复合型污染的主因。其三是缺乏土壤污染控制标准与土壤修复标准。
“当前的紧迫性是防止新的污染和控制已存在污染的集中爆发。”潘根兴说，流域性污染和传递性污染难于治理是当前环境治理的困局。南方多金属矿区开采引出的重金属污染，通过酸性废水的流失和河流的传输，形成对流域水系和土壤的扩散，造成大面积珠江、长江和赣江流域稻田的污染。
“另外一个困局是，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制定的环境质量标准太宽松，拿这个标准说事，往往掩盖了污染，例如铅的土壤质量标准居然在250m g/kg以上。因而会有土壤污染未超标，但出现食品安全和人的健康安全问题。”潘根兴说。
广大的农村地区正在成为土壤污染的重灾区。《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重庆、黑龙江、四川等地调研发现，由于城镇化发展速度快，不少小城镇在发展过程中没有配备完善的垃圾处理体系，大量未处理垃圾被倾倒在周边农村，破坏了农村环境，甚至侵占农田、湖泊河道，引起农民不满。
科学发展 不应盲目追求G DP
“环境问题在我国正处于大规模扩散中。因此，如果只强调发展，不考虑环境的风险，这是对资源和环境的掠夺。科学发展，应先有规划，后有发展。不能盲目追求G D P。”潘根兴说。
潘根兴认为，环境保护在发达国家是任何发展项目所必须考虑的背景问题。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很多规划，有规定的发展指标，各种改革和政策措施十分强劲，因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对环境污染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划，特别是产业发展缺乏对当地环境可能影响的多效应和长期效应的评估。
例如，当前正处于产业带向中西部转移阶段，一些中西部省份正在快速崛起，但很少有对当地环境容量和环保的规划，一些村镇正在无选择地承接东部转移的产业，一些高污染产业正在由东部向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土壤质量差，环境容量其实比大部分东部地区低，这是十分危险的。
《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造成生态和环境破坏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污染源头是企业。有数据表明，我国工业企业污染约占总污染的70%，其中工业企业污染中的50%是因企业管理不善造成的。
江苏省小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省委党校教授冯治认为，有关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忽视了对周围环境和群众健康的保护，暴露出企业环境意识薄弱和地方政府责任缺失。从中石油松花江污染，到云南曲靖铬渣污染，再到紫金矿业汀江污染，都反映出自律不足、监管乏力、管理缺失的问题。
冯治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当人们呼吸的空气、引用的水源、食用的粮食、蔬菜和肉类都遭到严重污染时，这种发展就背离了初衷，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需反思产业发展模式，真正落实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针对当前土壤污染存在的问题，专家指出，要真正把科学发展落在实处，建立有效的环境监管机制，完善土壤保护与修复的相关法律，优化产业和生态布局，走一条科学、合理、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土地污染治理的模式有很多，有些是可以实际操作的，但实行起来为什么很难？”潘根兴认为，污染面积大多是评估出来的，实际的调查却有难度，一些地方不愿意被调查，土壤、水系和农产品的环境质量调查都如此。有很多地方甚至不愿意科研单位去研究污染环境治理，认为污染信息被释放，不利于引资和发展。
彭应登建议，我国的土壤污染涉及范围广，治理难度大，需要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克服片面追求G D P的冲动，贯彻预防为主原则，制定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行政引导与管理，强调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利用土地资源时应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注意对土壤资源环境的保护，维护土壤自身的自净和修复能力。
政府主导 提升环境文明观
彭应登说，土壤污染由于其隐蔽性、长期性和不可逆性等特点，一旦发生污染，必然会对当代人及后代人产生严重的影响，不利于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了避免这一后果，政府应当承担起防治污染保护土壤环境的责任。
“现阶段只有政府牵头，并按公益性质进行部分财政投入，才能启动土壤污染治理的大任，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和监管型政府的双重价值。”彭应登认为，由于土壤污染的复杂性、长期性、污染主体的多元性等，如果一味采用“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可能导致土壤污染治理的困局始终无法突破。
潘根兴也表示，谁污染谁治理，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实际上给企业误导，认为可以先发展，后治理，但发展的实惠被企业拿走，而污染的代价由被污染者承担了。“一些企业带走了发展的利益，留下了污染的包袱，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环境规划和方案，规避和控制在先，追责治理在后。”
“土壤污染普查是制定污染防治规划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先做好土壤污染摸底排查，才能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才能发挥资金应有的绩效。”彭应登说。
据报道，2006年到2010年，环保部费时五年耗资10亿元进行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大规模调查。但对于此次调查的结果，环保部至今未对外公布。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一些地方农业和环保部门时也获悉，多数被污染地区“家底”不清，虽然国家和一些省份进行过相关调查，但具体污染状况目前仍无法确定，亟待完善相关法律细则。
彭应登建议，为了提高防治措施的有效性，首先要加强对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的科研力度，对不同污染程度的地区分别实施不同的治理和修复措施；其次是政府要通过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污染控制与治理；同时，通过支持生态农业建设与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加大对重点区域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力度。
潘根兴强调，在研究层面，环境研究一度追求高科技，但大规模可以推广的技术仍不多。相反，一些常规但实用的技术，例如土壤化学和物理改良技术、钝化技术等却很有效果。例如，化工企业搬迁后留下污染地，污染物剥离转移仍是异地污染，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对污染土壤进行物理封存和化学固定，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社会也应有相应的环境文明观，这在我国是十分薄弱的。公民的环境意识差，认为环境是公共资源，多消费环境资源就是占有了较多的公共资源。我们需要全社会合理消费自然资源，合理保护环境，自觉维护，而不是占有。”潘根兴说。
潘根兴说，按照国外的经验，根本的是攸关社会和公民环境风险的项目，要论证了再论证，宁可不上，也没有人会拍脑袋强行上；在发展中，环境标准严格，如果企业没有达标，老百姓可以上法院起诉。如果有污泥堆放，居民觉得气味太大，也可以起诉企业。
例如，日本是最早在土壤保护方面立法的国家。2002年日本制定的《土壤污染对策法》，基于风险管理的土壤污染防治模式，对工业企业关停与转产、以及进行土地再开发时产生的土壤污染进行了规定。美国对土壤污染采取“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同时明确了政府的责任，规定了美国环保局在实施土地整治行动时的具体程序。澳大利亚很重视从整个生态维护的层面进行土壤污染防治，如对国内某些区域土壤通过设立保护区的办法进行重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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