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_新闻台

　　一场风暴，世纪一遇的金融风暴，从华尔街刮起，席卷全球。受其影响，有的国家破产，一些政府垮台，大批企业倒闭，无数工人失业，经济一片凋零。人们从风暴中觉醒，谴责引发这场风暴的始作俑者——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主义”，它与国际金融危机是什么关系，我们应从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中得到什么启示，中国如何有效抵制和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处于改革发展又一个攸关未来路口的当代中国，必须对这一历史性课题作出明确回答。

　　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理论工具

　　20世纪70年代，在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转变之际，资本主义经济罹患“滞胀”怪病，生产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三个“冤家”前所未有的大“碰头”，使处于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趁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失败、政策失效之机，在替补席冷坐了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崛起，在美英等发达国家日渐兴盛，并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虽然学派林立、体系庞杂，但其立论基础、政治取向和政策主张是相同的：都以“三论”——人性自私论、私有制永恒论和市场万能论为理论基石，以“三反”——反社会主义、反公有制、反国家干预为政治取向，以“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政策主张。这是一种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核心的理论，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需要的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为了扭转国内活力不强、效率低下的经济状况，增强国际垄断资本的竞争力，增加与苏联对抗的筹码，他们举起新自由主义大旗，全面推行私有化和国家干预最小化。1990年，一些国际组织和学者，把新自由主义理论及政策系统化，形成“华盛顿共识”，并用于指导拉美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调整与改革，新自由主义进入其发展的巅峰期。

　　“华盛顿共识”极力主张贸易、金融、投资自由化，要求发展中国家敞开国门，放松对外资的限制，降低或取消各种贸易壁垒，为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攫取高额垄断利润扫清制度障碍；极力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认为公有制是效率低下的根源，国有制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要求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大规模出售国有企业，用资本主义私有制“规制”世界；极力主张减少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认为市场调节可以自动实现市场均衡，要求发展中国家取消或放松政府对经济特别是金融的管制，让“看不见的手”主宰国家经济发展。

　　“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的完成形态，标志着新自由主义从一般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政治教条和意识形态。它表面上是维护作为人类最高价值准则的“自由”，实质是为国际垄断资本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提供理论依据，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世界，把所有国家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终结社会主义制度。

　　国际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走向破产

　　实践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检验理论的试金石。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是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关于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关于把政府的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等主张，具有一定合理性，在实践中也取得一些成效。但其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核心政策主张，则具有很大的片面性、虚伪性和欺骗性，给全世界带来极大危害。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使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断或延缓。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西方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压力下，推进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导致国家经济严重衰退。泰国等亚洲国家在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下，1997年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大批银行倒闭，国际储备下降，货币贬值，生产衰退。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加剧了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新自由主义的推行使“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导致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据世界银行统计，在新自由主义刚得势的1973年，世界最富有国家人均收入是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44倍，到2009年则达到330多倍；高收入国家的10亿人口拥有全球财富的60%，中收入国家的15亿人口和低收入国家的35亿人口各拥有20%；联合国确认的最不发达国家由1974年的19个增加到2002年的49个。全球性两极分化成为世界动荡不安、冲突频仍、恐怖主义泛滥的重要根源。

　　新自由主义引发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劳动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危机导致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失业人数剧增；企业经营效益下滑，工人收入大幅下降；国家财政收入收缩，社会福利明显减少；世界贫困人口陡增，无家可归者随处可见。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2009年全球失业人口高达2.12亿人。据世界银行2011年统计，全球新增4600万极度贫困人口。欧美国家由于债务危机削减工资福利，导致劳资矛盾尖锐，社会危机加深，“占领华尔街”等抗议、罢工接连不断。

　　新自由主义及其完成形态“华盛顿共识”之所以给世界带来如此严重的危害和影响，核心在于其人性自私论、私有制永恒论和市场万能论的理论基石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危机苦果最终落到苦果制造者的头上，进一步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标志着新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正如日本经济学家中谷岩所说，“我们终于要与主张越不限制越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诀别了”。

　　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论》在全球骤然热销，西方又出现了马克思热。一时间，一些学者、政要、银行家、公司经理、青年学生，甚至大主教，纷纷研读《资本论》，试图从中寻找危机的根源和摆脱危机的答案。

　　《资本论》此时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崇，说到底是因为马克思在这部巨著中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可惜的是，很多人没有从中得到真谛。比如，所谓政策失误论、金融创新论、风险低估论、监管缺位论、政治周期论、中国责任论、人性贪婪论等，这些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原因五花八门的解读，多数是用现象解释现象，没有触及危机的根源。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没有超出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逻辑判断，根源仍然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同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机理是：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导致美国企业利润和工资的比例由1960—1969年的43∶49上升到2000—2007年的63∶8。贫富差距扩大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或生产相对过剩，美国政府解决的办法就是发展消费信贷，鼓励居民“透支消费”。这种消费模式使美国居民不仅用尽了当前的收入，还透支了未来的收入，形成了巨大的债务泡沫。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政府也在“透支经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转而倚重来自国外的投资以支撑本土经济的增长，以至于1985年以后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为了转移和分散风险，各放贷机构和投资银行就制造各种金融衍生品，以“高回报、低风险”为诱饵，推销给全社会乃至全世界。一旦延伸过长的链条中断，危机就会以海啸的形式爆发。

　　当前，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抛弃了新自由主义，寄希望于新国家干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比，新国家干预主义认识到市场调节的局限性，承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充其量只能减轻、缩短或推迟危机，而无法根治和防止危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实践中显示优越性

　　在世界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中国一枝独秀，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称赞。2008—2011年的四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货物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5.3%，占世界比重由2008年的7.9%上升为2010年的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9.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6%，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与西方国家经济复苏缓慢、欧债危机蔓延、劳资关系紧张相比，这份成绩单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之间的协调。公有制为主体，顺应了生产社会化、国际化的客观要求，实现了生产资料占有的平等，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和走共同富裕之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顺应了生产力发展多层次性的客观要求，有利于调动各种因素的积极性。在市场经济中，两者平等竞争、各展所长、优势互补，不仅提高了效率，也保证了公平。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有企业不仅承担了抗击危机冲击的重任，而且在技术、资金等方面帮扶非公有制企业解决困难，与其抱团发展、共克时艰，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非公有制企业各自发挥特长和优势，主动转型升级，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两者的协调，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企稳回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之间的协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遵循市场规律，又要求国家宏观调控。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另一方面，又积极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制定长期发展目标、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掌握一定的重要资源配置权和重大建设项目审批权，促进各项建设平衡协调发展；建立和管理必要数量的国有企业，有效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增强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保持效率和公平的统一；相机调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促进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对新出台的改革措施先行进行局部实验，防止发生全局性失误；等等。这种制度安排，既遵循了市场运行规则，又弥补了市场调节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功能性缺陷，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在这次危机应对中，我国的经济调控模式表现出高度的政策决断能力和资源动员能力，其反应速度之快、治理力度之大，是世界其他国家所难以企及的，为阻止经济过度下滑、快速走出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特有的所有制结构模式、宏观决策模式和微观传递机制，表现出强大的经济调节功能和危机治理功能。柏林墙倒塌后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中国模式'代表集中和高效。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结。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自觉抵制和排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扰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们进一步认清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危害，许多国家掀起了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浪潮。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必须旗帜鲜明地抵制和排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扰。

　　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保持我国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我国的改革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的，就是要把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同市场经济的机制优势结合起来。改革中，我们注意吸收西方经济学中一些有益的东西，但改革决不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决不能认为搞市场经济改革就要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也决不能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反对市场导向的改革。必须明确，搞市场经济是一回事，搞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同新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而在于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进行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自由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改革中的指导地位。

　　要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保持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性质，决定了我国必须始终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些人士提出所谓公有制无法与市场经济结合，中国国有企业应该私有化，除了意识形态原因外，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国有企业效率低和国有企业垄断等。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根据实证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包括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在内的整体效率比私营企业高，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延伸效率，按固定资产投资计算比全社会产出率高50%—70%。至于垄断，包括自然垄断、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三种形式。自然垄断本身不适合竞争，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完全可以通过改革来打破。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决不是私有化。

　　要始终坚持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有人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要由“市场主导”，政府不能干预和调控经济。这恰恰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误解和误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市场调节实质是资本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消极一面。因此，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实际上，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受政府干预和调控的，只是干预和调控的具体形式、方法和程度不同而已。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而且也更有条件搞好宏观调控，这是由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的必然要求，也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区别。改革开放30多年的巨大成就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巨大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我们要认清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危害，自觉抵制和排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执笔：于连坤、罗永光原载2012年5月22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