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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引自：《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第26期，作者：周海滨，原题：《蒋建国讲述父亲生平：蒋光鼐“违令”抗日》
如果你走在78年前的上海街头，你一定会去买蒋光鼐牌香烟，因为那是抗日爱国的象征。你还可以看到四处悬挂的蒋光鼐肖像，这是画家蒋兆和1932年在淞沪抗战前线为他绘制的油画。当年，那幅油画被印刷成数万张，沿街张贴。
在这张画像的背面印着蒋光鼐的小传，其中有这样几句：大战开始，他与第十九军军长蔡廷锴暨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力保疆土，誓死为国，鏖战月余，杀敌无算，造成甲午以来抗暴却敌之第一页光荣历史，举世无不知其人焉。
蒋建国说：“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从这幅画像上得来的。”蒋建国，蒋光鼐次子，北京市政协原副秘书长。今年6月8日，蒋光鼐去世43周年，北京中山公园的会客室里，一头白发的蒋建国先生，对记者指着黑色衬衫说，“今天是我父亲的忌日，所以我穿着黑色衣服来了。”
违命抗日——“军人唯知捍患守土”
1932年1月28日夜里，突然传来的枪声打破了城市的宁静，日军兵分五路从闸北突然向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阵地发动袭击。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第十九路军3个师共3万余人，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抗战。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此爆发。
战争爆发前不到两个星期，当时任驻守淞沪的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洞察到了日军的侵略动向，于是提前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和动员。
1月23日，蒋光鼐召开十九路军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要求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并且下达了至关重要的一项密令：“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虽然十九路军根据这一密令采取的行动，被军政部指责为“违命抵抗，不从军令”，但却是顺应民心，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海外侨胞的热烈支持。
据曾与蒋光鼐在民革共事多年的张克明介绍，日军入侵上海时，蒋光鼐正在医院养病，当下属问他打不打时，他想都没想就说打。
蒋建国说：“1931年，十九路军奉命参加‘围剿’，父亲以养病为名屡征不出。而1932年1月28日夜，一接到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电话，他立即挺身而出，驱车至龙华警备司令部与戴戟司令、十九军军长蔡廷锴共商抗敌大计。当晚，三人步行至真如车站，在真如建立临时指挥部，就近指挥战斗。”
1月29日，《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发出，电文义正辞严：“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十九路军是清一色的步兵，没有飞机、坦克和装甲车，武器装备落后。士兵多数是广东人，脚蹬草鞋。日军凭借陆海空三军优势，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日军指挥官少将盐泽扬言要在4个小时之内占领上海。
开战之后，日军在中国士兵英勇抗击之下，连连受挫。未得逞的日军一边提出停火要求，一边增派援军，于31日晚再次发起进攻。
2月1日，蒋光鼐亲临闸北前线指挥战斗，再次打退日军。2月4日，日军又发动进攻，战火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增兵已达1万多人，但十九路军防线仍巍然不动。盐泽因此被免职回国。
十九路军和蒋光鼐的名字开始在大江南北被人们传颂。蒋建国不无自豪地说：“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过，延安的窑洞里也有父亲画像。”
2月6日，日军新任指挥官野村接替盐泽，兵力增到2.5万多人。2月7日，蒋光鼐拟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守住闸北至江湾一线以及吴淞要塞两地区，与日军几次展开残酷的肉搏，迫其溃退。蒋光鼐下令，当晚全线出击与敌决战。
然而此时，国民党政府一道道停战的命令飞来。军令如山，蒋光鼐只得收回出击命令。前方将士都为错失这个围歼敌人的良机声泪俱下。
在家族记忆中，蒋光鼐当天深夜着便装回到家里，郑重地对夫人黄晚霞说：“现在形势严峻，日军还要增兵，战火还要扩大。有些眷属已经疏散了，但我是总指挥，你不能走。如果你也走了，大家会觉得我没有决心和信心，会影响士气，人心就散了。”
“我母亲深明事理，与宋庆龄一起，给伤兵喂粥。参加到后方伤兵医院慰问伤病员的工作，每天熬一大锅鸡粥送到医院，一口一口地喂伤病员。”蒋建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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