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百年“苏报案”_新闻台

本文摘自：中国网，转引自：《书屋》2003年第10期，作者：傅国涌，原题：《风雨百年“苏报案”》

晚清中国最大的一次文字狱——“苏报案”，曾在“国中之国”的上海租界七次公开审理。起诉方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清政府，被控方是几个手无寸铁却怀抱热烈理想的文弱书生，双方各请洋律师，在法庭上激烈辩论，《申报》等大报追踪报道，留下了真实可信的记录，使我们百年后还能重温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想见“风吹枷锁满城香”的风采。让慈禧太后无奈的是她的绝对权力在租界失去了随心所欲的用武之地，章太炎、邹容，两个忘年之交，“志在流血”的书生，得以幸免重蹈沈荩的覆辙。新闻史家胡道静在《上海的日报》中说：“苏报案在历史上的意义很大的。其正面的影响，就是革命派不过牺牲了一个报馆，毕竟予清政府以极锋利的舆论攻击，使它全盛时代辣手段焚书坑儒的威严全消失了。其侧面的影响，是清廷虽以雷霆万钧之力，欲提办章、邹诸人，卒以事出租界，外人为维护其既得之行政权的缘故，卒未使它达到野心的目的；以后的上海言论界、出版界多数集中于公共租界，这件事情有莫大的关系。”

“苏报案”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次重大转型时期一个极富象征性的事件，邹容奉献了年轻的生命，章太炎付出了三年牢狱的代价，陈范为此流离失所、家庭破碎，在上世纪初天幕上放射过光芒的《苏报》像星星般陨落，这是《苏报》的结束，也是《苏报》的永生。百年重说“苏报案”，历史无情也有情，历经时间的磨洗，真相终究是不可遮掩的。

一

1896年6月，《苏报》诞生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者胡璋以日籍妻子生驹悦名义注册，挂的是“日商”牌子，只是一份格调低下的小报，常以黄色新闻招徕读者。1898年冬天，因“营业不利”，胡璋将《苏报》转手卖给了罢官后蛰居上海、“思以清议救天下”的陈范。正是在陈范手里，《苏报》成为上海举足轻重的五大中文日报之一，最终于一百年前的那个夏天将《苏报》的事业推向了顶峰。中国自有近代报纸以来，还没有一家报馆曾赢得如此显赫的声誉。

陈范初掌《苏报》，以妹夫、也是朋友的汪文溥为主笔，他自己和儿子陈仲彝编发新闻，兼写论说。十八岁就创办《女学报》（被誉为“女苏报”）的女儿陈撷芬也“打横而坐”，编小品诗词之类副刊，熟悉上海报界掌故的包天笑称之为“合家欢”。陈范亲自执笔作文，发表过《商君传》、《铁血宰相俾斯麦传》、《泰西教育沿革小史》、《论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等，旁征博引，借古喻今，倡导改革。那时离戊戌变法遭血洗不远，陈范的哥哥陈鼎即“以戊戌变党事获罪，被判永久监禁”，民气消沉，即使在上海租界，清王朝鞭长有所不及，舆论也普遍保守。在上海五家中文日报中，《苏报》资本、规模都是最小的，发行量也不大，但其坚持了维新、改革的立场。1901年12月，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清议报》第100期发表的长文中称它和《中外日报》、《同文沪报》“皆日报佼佼者，屹立于惊涛骇浪狂毒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

陈范有过宦海经历（当过江西铅山县知县），深味官场黑暗（他试图出污泥不染，并有所作为，即遭地方恶势力对抗，也为上司所嫉，于1895年落职为民），目睹朝廷的专制、腐败，戊戌变法的失败。曾领时代潮流的康有为从维新转向保皇。他对汪文溥说：“中国在势当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盖偕我以文字饷国人，俾无再如迷途。”《苏报》言论从此逐渐转向革命。1902年，蔡元培等先后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苏报》与它们同气连枝，一起构成了清末中国新型的社会力量，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张继等都为《苏报》撰稿。这年冬天，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学潮不断，《苏报》开辟“学界风潮”专栏，不断报道各地学潮的消息，支持上海南洋公学、南京陆师学堂学生反对学校当局干涉言论自由引发的退学风潮，受到东南学界的注目。到1903年，《苏报》大量刊出张园集会上发表的演说稿及陈天华的《敬告湖南人》、《军国民教育会公约》等。4月11日、12日，《苏报》发表蔡元培的“来稿”《释“仇满”》。5月13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以5月27日陈范正式聘请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任《苏报》馆主笔为标志，《苏报》迅速向辉煌的顶峰攀升。当天他在《苏报》发表言辞激烈的论说——《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年轻的章士钊以初生牛犊的猛劲，对《苏报》进行大胆革新，在形式革新的后面更重要的是内容的变化。陈范在经过短暂的紧张后毅然表示“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即使报馆有被封的危险，也“无所于悔”。6月1日，《苏报》宣布“本报大改良”，凸显特色。同一天发表的章太炎《康有为》文，提出革命“如铁案之不可移”。2日，报首刊出“本报大注意”启事，将“学界风潮”移到头版“论说”后的显著位置，并增辟专门发表来稿的“舆论商榷”栏，明确提出“本报当恪守报馆为发表舆论之天职”，力图把《苏报》办成一个开放的公共论坛。3日，刊出“本报大沙汰”启事，宣布加强“时事要闻”，减少“琐屑新闻”，并增设“特别要闻”，“间加按语”。6月9日，章士钊以“爱读革命军者”的笔名发表《读〈革命军〉》文，以热情洋溢的语言对少年邹容的《革命军》大加赞赏，称之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同一天，在“新书介绍”栏刊出《革命军》出版的广告，称“笔极犀利，语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6月10日，《苏报》发表章太炎署名的《〈革命军〉序》，称之为“雷霆之声”、“义师先声”。这一天，离“苏报案”发生不到二十天。

6月20日，“新书介绍”栏推荐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誉为“警钟棒喝”。22日，发表论说《杀人主义》，有“杀尽胡儿才罢手”、“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这样激进的辞句。6月24日，两江总督魏光焘与湖广总督端方通电中透露，他已要求工部局查禁《苏报》。《苏报》之所以如此放言无忌，并非不知道危险。6月3日以后，《苏报》即译载了《查拿新党》、《西报论工部局保护新党事》等消息。一个不能忽略的原因是：《苏报》的言论态度得到了租界工部局总办、也是伦敦《泰晤士报》驻沪通讯员濮兰德等的支持。工部局多次找《苏报》撰稿人谈话：“你们止是读书与批评，没有军火么？如其没有，官要捕你们，我们保护你们。”吴稚晖的回忆也证实，租界老巡捕房捕头蓝博森曾对他说：“没有兵器，你们说话好了，我们能保护你们。”正是有了租界当局的承诺，他们才放言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