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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70年前，黄土高原上“文艺为什么人”的提问，堪称石破天惊；而毛泽东的答案“我们的文艺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更是振聋发聩。从此，“文艺为人民大众”就成为中国进步文艺的一面旗帜，指引和鼓舞着中国文艺家们奋勇前进。
人民是文艺家的母亲，生活是文艺家的源泉。真正有理想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总是深深植根大地，在人民的生活和创造中吸吮灵感的乳汁，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放歌、为人民呼吁。
在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刊发数位文艺家的文章，重温《讲话》精神，践行文艺为民。
亲历者言
摘自纪录片《大鲁艺》
宝塔山当时在我们心目中，它就是光明的象征，所以看到宝塔山激动得不得了，所以很多同志哭了，流下了热泪，因为千里迢迢，我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投奔党、母亲的怀抱，所以特别激动，跳啊，蹦啊！
——孟于（歌唱家、鲁艺音乐系学员，90岁）
就是向往延安，那是光明的顶峰，那是革命的圣地。
——贺敬之（诗人、鲁艺文学系学员，88岁）
后来，我把延安发表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同新中国成立以后发表的文集、《毛选》总集对比一下，改了156处，说明，它也在不断地改造。
——孟波（音乐家、鲁艺音乐系教员，97岁）
这里（延安）是决定我一生的一个阶段，决定了我今后干什么，我的路怎么走。
——于敏（编剧、鲁艺戏剧系教员，98岁）
《讲话》精神
文化强国的思想资源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发表70周年了。《讲话》本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延安时期的文艺经验和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的结晶。《讲话》对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以中国化和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育和实践具有变革意识的先进的文化思想，对创构文化强国非常必要，也十分重要。中国化和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文化之所以宝贵，是在于这种文化能够通过实践，达到预期的目的，取得事业的成功。因而，这种文化是有力量的。19世纪末期以来，以非理性主义为核心的新人本主义，以现代派文艺为标志的西方现当代的文化、文论和作品，几乎都缺失对改造环境和变革世界的干预意识和实践精神，因而也都是缺乏力量和没有力量的。是否拥有实践理性是衡量一切文化是否具备改变外部世界的力量和功能的根本标志。以西方现当代的文化理论和文艺理论而言，除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从文化视域比较切近现实外，其他的学说多半都探讨和停留在幻想层面、语言层面、舆论层面、心理生理层面、道德伦理层面、精神意识层面，诸如“审美乌托邦”、“审美救赎”、“新感性革命”、“诗意地栖居”等等。这些具有浪漫情怀、富于幻想的理论或许可能一定程度上会起到发出精神呼吁、调动大众舆论、组织社会心理、影响意识形态的作用，但由于缺乏实践理性，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实的社会环境、体制制度和人的生存状态，因而是没有力量和缺乏力量的。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与本土的国情和实践相结合，立即使中国人民的精神从被动转为主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讲话》充满着清醒的实践理性，具有强烈的干预现实和改变世界的变革精神。
《讲话》对建设文化强国是富有积极作用的。《讲话》启发我们应当建设一个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融合、协调统一、合理互动的良性的生态结构。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培育文化强人；只有造就文化强人，才能达到创构文化强国之目的；文化强国必须注重文化立人，只有强调文化立人，才能实现文化强国之宏图。文化强国应当处理好文化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既强调精英文化，又注重大众文化，既倡导“阳春白雪”，又特别扶持“下里巴人”，这好比驾驭文化列车，既要有车头，又要有车身。
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培养和造就德艺双馨、阵容强大的文艺大军。《讲话》指出，没有强大的军队，不会取得战争的胜利，没有强大的文化军队，同样不会赢得文化的复兴。只有培育和造就一支用科学的和先进的文化思想武装起来的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才能把建设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落到实处。这支文化队伍，应当“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树立先进的正确的思想指导，强化和优化自身的使命意识，自觉地以“为人民服务”为神圣天职，拥有健全高尚的思想文化素质和伦理道德情操，不断增强文化的吸纳能力、传承意识和原创精神，向实现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挺进。
（文艺理论家 陆贵山）
四回延安
每一回都是新的起点
我和陕西的情缘真是难以用语言和文字来确切地表达。从19岁到51岁我都生活在这里，整整32年，几乎半辈子。我在这片热土上成长，感受着黄土地的厚重与陕西乡党们的赤诚，这里悠远的历史和数代承传的质朴哺育了我。
我曾经四次回到延安，第一次是1961年，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个时候很苦，陕西京剧团和陕西戏校将近200人，都到陕北去吃粮。陕北已经很困难了，为了减轻西安的粮食负担，我们就到陕北去演出，有将近200人的队伍。我第一次去延安，满怀着对延安的敬仰与崇拜，延安象征着革命、象征着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光荣，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向往的革命圣地。
第二次是1973年。当时要排以毛泽东同志转战陕北、老区人民支持解放战争为题材的《青阳寨》。我们还专程去了蟠龙战役和沙家店战役的发生地，参观了很多毛泽东同志当年转战陕北的革命遗址。我曾有幸参加了1964年京剧现代戏汇演，我演的《延安军民》讲的是国民党攻打延安，解放军某连在金盆湾一带阻击敌军，奋战七日七夜，老班长牺牲，连长、指导员等被敌军冲散，中央暂时撤出延安后，在青化砭伏击敌军出奇制胜的故事。这个戏根据杜鹏程的小说《保卫延安》改编，我当时扮演连长，那时我才24岁。
我第三次来延安是1992年，也就是20年前，《讲话》发表50周年纪念。当时我已经调到了上海，和陕、沪文艺工作者们一齐在杨家岭演唱了《周总理又回延安城》。
这次是我第四次来，这回我唱什么呢？今天的延安和我51年前、39年前、20年前来的时候大不一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啊！国富民强，我唱的是《我是中国人》，“浩然正气满乾坤，自信生来有傲骨。”我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更为咱们国家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新月异的发展而骄傲！
70年风云变幻，但《讲话》对各个历史时期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且深远的。70年来，《讲话》精神指引着无数戏剧工作者不辱使命，创作演出了大批深受观众喜爱的戏剧作品。多年来的艺术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只有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艺术家和艺术的价值，只有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
（京剧表演艺术家 尚长荣）
重到安塞
寻找舞者的精神动力
我曾数次到延安采风，和延安有很深的感情。我父亲是1942年从上海到重庆奔赴延安的。他在当时的延安电影制片厂工作，拍摄了边区第一部电影《边区英雄》。去世之前，他和我商量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到延河去，可见延安在他的生命中所处的地位，对他精神的感召力量。我很羡慕他有这样的精神归属。
现在和以前相比，我们可以大量地看到来自世界的优秀舞蹈形式，从现代舞到古典舞，眼界大开，但我们不可能只模仿和学习他国的舞蹈，我们如何从广博深厚的民族舞中汲取营养，如何保持创作激情，保持与现实最紧密的联系，是每个舞蹈工作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舞蹈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群众，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舞蹈艺术只有深入到广大的群众中，才会有不竭的生命力，艺术只有与人民大众在一起，才能收获最大的荣耀。我记得汶川地震时，我们去灾区用舞蹈为百姓作心理治疗。在羌寨我注意到一个孩子低着头盯着一本打开的书，仿佛很专心地在看书，可是半小时过去了，书一页都没有翻过。不少从灾难走出来的人们很麻木，我们跳起了他们的舞蹈，音乐响起来时，有的人抬起了头，歌声响起来时，有人开始掉眼泪，之后跟着我们跳起来，那舞蹈中有他们不屈的力量。
追昔抚今，面对已有一份厚实粗底和优秀条件的舞蹈事业，面对文化体制改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深感舞蹈工作者的责任重大。中国舞蹈事业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特地起草了一份致全国舞蹈工作者的倡议书，倡导“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舞蹈文化理念。
我们要坚持正确的人生观和艺术观，解决“舞蹈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每一位舞蹈工作者首先要解决的立场问题、原则问题。我们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解决“舞蹈艺术走向谁”的问题，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舞蹈工作者都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反映人民心声，更好地担负起弘扬中华优秀舞蹈文化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性艺术性的主旨，才能解决“舞蹈怎么为”的问题，每一位舞者应自觉坚持“三贴近”的原则，了解人民需求，体察人民愿望，通过多种形式的艺术创造为人民舞蹈为人民抒情，把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舞蹈评论家 冯双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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