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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渔民与韩海警冲突案折射渔民集体命运(图)

发布时间:2012年05月08日 12:43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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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文渔”号抵达仁川港,船员上岸后被韩国海警带走。

  船长程大伟的悲剧,或许不过是中国渔民集体命运的一个极端显现

  本刊记者王臣

  如果不是去年年底的“杀人事件”,57岁的刘春海现在应该会跟着侄子程大伟、儿子刘连成出海捕鱼。

  2012年4月入春,停靠在张见渔港的百艘渔船就纷纷出发了,男人们解下拴在石墩上三个月的缆绳,昂扬地将船驶向大海。岸边,女人们一边择虾、补网,一边期盼着男人这一年能有个好收成。

  “满载而归”的红色旗帜飘在每艘船的上空,船头的红星和“一帆风顺”十分醒目,甲板上立着数十根鱼竿,每根都系着红旗,这一切让即便老旧的渔船都显得精神抖擞。

  程大伟、刘连成和他们的妻子都曾是其中的一员,但去年发生的一起悲剧,改变了一切。

  2011年12月12日,程大伟的“鲁文渔15001号”渔船因涉嫌非法捕捞,在黄海海域与执法的韩国海警发生冲突,导致一名海警受伤,一名海警(李清好)身亡。事后,韩国警方对9名中国渔民签发逮捕令,其中,程大伟涉嫌杀人罪,跟随表哥驾驶“辽葫渔35430号”的刘连成,罪名则是涉嫌非法捕捞和妨害特殊公务执行罪。

  4月19日,程大伟被韩国仁川地方法院判处30年监禁,并处2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1.2万元)罚款,其余8名船员与“辽葫渔”号船长刘连成被处以18个月到5年监禁,并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

  “再放一网就回家”

  2011年冬天,“鲁文渔15001号”和“辽葫渔35430号”孤独地漂流在距离山东石岛100多海里的位置。

  两艘长三十余米、两层楼高的渔船停在岸边尚显高大,一到汪洋中便只如落叶,随浪起伏。更多时候,木质的“辽葫渔”跟在铁皮船“鲁文渔”身后,寻求庇护,但这种安全感不过是心理上的慰藉,如果海浪席卷,两艘兄弟船都将被吞噬。

  临近冬至,每隔三四日,海上就会刮起八九级风,气温低至零下十几度,甲板上都冻了一层冰,船上负责撒网收鱼的小工蜷缩在角落,穿着救生衣防寒。

  两艘船上分别有8名和9名小工,最大的57岁,最小的26岁。他们大多和刘春海一样,消瘦憔悴,由于常年海上风吹日晒,从面庞到脖颈的肤色全部黝黑,耳边的皮肤都被吹皴裂了,透着血丝,因常年拉渔网,双手刻下了深深的伤疤。

  小工们一天仅有三四个小时休息,常有人不知不觉睡着。始终要守在驾驶室里的船长却不能睡,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观察风向,寻觅鱼区,以保证每次出海多少能有些收获。

  程大伟和刘连成这次离家已有五个多月了。夏末时节,他们就和二十几条家乡的渔船一起出海,头3个月,在山东石岛旁的海域作业,这里的鱿鱼在秋季最大最肥。

  当然不是每艘船都有收获。和程大伟一起出发的杨世凯买不起捕大鱼的网,只捕了些小鱼就在8月回家了,另几位船长也在11月前陆续打道回府。临别,船长王尽忠劝程大伟一起回去,程大伟说:“"饥荒"(负债)太多,再跑两趟。”

  刘春海说,每次出海是否划算,完全要靠运气,看打上来的鱼是否足够支付油费、小工费和来年的置网钱,如果不够,轻易不会回港,回港一次,要花两三万块油钱,再出来,又要两三万。

  虽然天气越来越冷,海风越来越频繁,程大伟还是决定赌最后一把,“再放一网就回家”。听到这个消息,小工们都很高兴。“鲁文渔”号上的杨峰12月9日给妻子高艳丽打电话,说马上就能回家了,5个月没见到丈夫的高艳丽,兴奋地提前几天就忙着准备好接风洗尘的饭菜。

  12月11日,海风消停了。

  刘春海回忆,程大伟决定这天把船停在三四十海里外的中韩海域边界处,“他们那边的鱼比咱们多一点”。

  他们不否认,这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做法。程大伟和刘连成的渔船都是流网作业,通俗地解释,渔网放下后随洋流漂泊,通过洋流每隔几小时变换方向的作用,将鱼带到渔网里。他们选择在两国海域交界处采取流网捕鱼,打的是这样的算盘,“网从咱这边打下去,然后淌那边(韩国)去,赶上时机好,多挂点鱼之后,再淌回来。”刘春海解释。

  傍晚五六点,天已擦黑,两艘船抱着对最后一网的期待,借着“鲁文渔”号上的船灯,把“最后的赌注”放下了水。

  快跑,往西跑

  12小时过去了,天还未亮,船员们正在准备做点饭菜充饥,突然,有船员看到“黑匣子”上有一个红色小点点正在向他们靠近。不好!好像是韩国的巡逻艇。

  两艘渔船迅速并排行驶根据常年打渔的经验,船体并排能防范危险。他们保持并排的姿势向西中国方向行驶了不到六七海里,巡逻艇就追了上来。

  刘连成看到被追上了,就停了船,七八个韩国海警旋即跑上来,呼喊着让船上的10名船员面向一个方向站好。翻译也上了船,要求刘连成将船往韩国方向开。

  刘春海记得,船大概向东开了30分钟,韩国海警让刘连成停船,之后,翻译告诉他们:“你们快跑,往西跑,下回可不能到这下网。”

  韩国海警下了船,“辽葫渔”号顾不上“鲁文渔”号,拼命“往家跑”。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一个多小时后,那艘韩国海警的快艇又追了上来,同一批海警又要求他们再次开向韩国方向,大家不敢打听,也猜不出为什么,只好听从韩方的指挥。

  最终,“辽葫渔”号停靠在了韩国一个港口。这时是12月12日,入港后,刘连成就被韩国警方带走了。

  刘连成再次回到船上,已经是第二天晚上8点。刘春海忙张罗让儿子吃饭,刘连成却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连成,你吃点饭啊!”刘春海以为儿子为没打着鱼上火。

  刘连成却一下子哭了出来,“大哥(程大伟)给人家伤一个,杀了一个,我们吃啥饭啊。”

  船上其他人听了,顿时也都哭了,饭菜一直放凉了都没人动。

  事实上,当天韩国警方对“鲁文渔”号上的9名中国渔民签发了逮捕令,罪名是“妨害特殊公务执行罪”,船长程大伟的罪名比别人多了一项杀人罪。

  韩国海警表示:“辽葫渔35430号的10名船员涉嫌非法捕捞。在韩国海警登船查扣鲁文渔号过程中,辽葫渔号故意冲撞鲁文渔号,以阻海警。”

  但刘春海解释说:我们是“并排行驶”,不是冲撞。

  接下来的几天,刘连成每日白天被韩国警方带走问话,晚上再回船睡觉,一直持续到12月16日。他们始终没看到“鲁文渔”号上的任何人。

  这一天,刘连成被带走后再没回来,警方带来一名韩国驾驶员,由该人驾驶“辽葫渔”号,将船和船员一起送回中国辽宁。几个月前,两艘船共19名船员从这里出海,计划着满载而归,然后过个丰收年。如今,只有一条船回来了,船长刘连成和“鲁文渔号”上的9名船员都被扣押在了韩国。

  失去的渤海

  从山东石岛到辽宁省绥中市网户乡,需一天一夜,这里自古结网打渔,于是以“网户”为名。

  在刘春海的记忆里,老一辈的渔民,在家门口划上一艘小木船,拉上渔网,便能有收获。“黄花鱼、带鱼、比目鱼……半米长的鱼多的是,”他拉开手臂比划,“捡就能捡到很多东西,螃蟹好几百斤地带回家。”

  程大伟自小喜欢打渔。他18岁上船,很快就显露出航海天赋,20岁就当上了小渔船的船长。24岁时,程大伟和别人合股买了艘38马力的新船,成了村里最早致富的一批人。此后的若干年里,他贷款买了汽车,在绥中县城住上了楼房,渔船也从38马力一点点加成了200马力。

  与此同时,张见港的小渔船也都变成了几百马力的大家伙。

  渔船变大,过度捕捞便不可避免。

  渔民们都知道,每年三四月,鱼从暖和的大洋游过来,游过日本、韩国,其中一部分会游到中国山东海域,再到渤海湾,它们在这里一直度过夏天,产卵,天冷时再游回温暖的地方。但现在,“鱼没怎么进渤海,就在中间的海里被打没了”。于是,为了能截在别人前面打到鱼,大家都拼命赶在别人前面下网,为了能比别人先捕到,渔船便越换越大。

  鱼少船多之外,有20年船龄的老船长杨世凯认为,更致命的影响是海洋污染。“七八年了,海里总有赤潮,一块一块的,海蜇都不长了。”他说。

  2011年,蓬莱和绥中的两处海上油田相继发生漏油、溢油事故。事后,农业部经过检测称,辽宁绥中东戴河浴场、河北昌黎黄金海岸、京唐浅港水湾3处近岸地点,都发现与蓬莱19-3油田原油油指纹一致的油污。

  更大的污染来自内陆。根据《2008年渤海海洋环境质量公报》,黄河、海河、辽河均流汇入渤海,环渤海地区成为经济发展热点区后,临海工业发展迅猛,更使渤海近岸海域环境污染状况严重。据报道,2005年,渤海约有14%的海水被污染,到了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22%。

  如今,张见港的渔民们,在近海只能捕到皮皮虾,他们因此把船开往山东海域。杨世凯和程大伟也在四年前加入了到黄海打渔的队伍。

  然而山东海域的渔业资源也日渐稀少,同时,河北、辽宁、山东三地的渔民都来此打渔,三地渔民常为争地盘发生摩擦,有时发展为武力争斗。

  2010年,《秦皇岛晚报》《福州日报》等媒体报道了一场“地盘大战”为争夺渔政上命名为“25渔区”的地盘,张见港24艘渔船组成了“海上雄鹰”船队,与河北昌黎、乐亭的船队联盟展开了一场“海上大战”。混战中,一艘河北渔船被撞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

  这场风波并未终结渔民们对资源的争夺。一年后,张见港的船长们又发现:为了阻止其他地方的渔民打渔,有人在深海区海底,放置了带着铁钩的“灰墩子”,每隔400米一个,渔网只要撒下,就会被钩坏。

  靠海难吃海

  在一般人眼里,船老大乘风破浪,威风无比。但只有在船上讨过生活的人才知道这个行当的巨大风险。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这大概是仅剩不多的靠天吃饭的职业,翻船,收不上网,被风浪打坏,或者网放下去后就再也找不着……因此,渔民不可避免都有些赌徒的品性,每次出海都是一场赌博,赢了,满载而归;输了,血本无归。

  如今,在这些风险之外,在黄海的中国渔民还面临另一个风险。

  从2001年起,中韩之间的水域已经划为“暂定措施水域”“过渡水域”和“维持现有渔业活动水域”,其中“过渡水域”在2005年转成各自的经济专署区。

  程大伟和杨世凯等船长们对这个规定的理解很简单,“去韩国线里捕鱼会有罚款,原来16万,现在涨到22万了”。

  中国渔民若想进入韩国专署经济区打渔,须得到韩国授权的“入渔许可证”,这个证件是黑色的,渔民们称之为“黑牌子”。因为韩方对入海打渔的船只数量严格控制,“黑牌子”通过正规渠道很难获得,黑市上偶而可以搞到,价格高达十余万。然而有中国渔船尝试过后还是放弃了。“有"黑牌子"要求也很严,捕捞时间、数量等都有限制。”杨世凯说,“按照韩国的标准,中国渔民根本挣不到钱。”

  中国海域没有这些规定,但是这里的鱼,不够这么多渔船捕获。

  打渔越来越难,但习惯了海上生活的人,无法想象离开渔船后的生存方式,每户只有2亩地,靠种玉米换大米,只够家里人自己吃。

  几年前,程大伟也想过转行。他骑自行车到外面卖毛虾,但很快发现,自己无法适应地上的营生。张见港的其他船长也考虑过搞水产养殖,但一想到要投入的巨大成本,以及长期培育市场资源,便都放弃了。

  “都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可能自己靠海长大,又入了这行,对大海有韧性吧。”刘春海也说不清,为什么大家一直在海上艰难地生活。

  或许是赌徒心理起作用,2009年末,程大伟从信用社贷了60万,又向亲友借了些钱,与别人凑了200万,将自己200马力的渔船升级成了400马力的铁皮船。绥中市只能登记木船,程大伟便在山东文登取得了登记号:鲁文渔15001号。新船买回来在家收拾了半年,安装灯光、发电设备,又花了几十万,后半年才出海。

  后来,另一方嫌不赚钱,退了股,程大伟一人撑下了船。一年下来,雇9名船员花了50万,油钱花了50万,置一趟网花了38万,再补一次网又花了五六万每年花费在150万左右,打渔赚的钱,都拿去还了贷款。

  他没有退路。他必须出海,必须打到足够的鱼。

  “我自己也在忏悔”

  20多年来,杨世凯与程大伟一起出海打渔、出生入死。尽管已经过去5个月,他仍不相信程大伟会杀人。

  “大伟的为人,全张见港都是出了名的好。”杨世凯说,“特别正直,孝顺老人,附近村子都知道他”。

  程大伟和杨世凯的救人事迹,还被《辽沈晚报》报道过。

  2004年9月14日凌晨四点,载着2000多吨硫酸的福州“金达226号”货轮,在山东石岛附近海域出现故障。程大伟和杨世凯驾驶的渔船恰好经过,接到了求救信号,立刻赶去救援。两艘小渔船冒着可能被巨浪打沉的危险在海上救了14个人,程大伟一艘船就救了9人。

  4月3日,韩国仁川地方法院对程大伟案进行了第四次庭审,杨世凯受邀出庭作证,“介绍大伟以往在家的为人”。

  在法庭上,杨世凯见到了阔别5个月的程大伟,他说,他穿着绿色棉背心,额头和眼眶还能看到伤痕,但精神尚好。

  庭审从早上10点开始,持续了6个半小时,10名中国船员分别对2011年12月12日的情形进行陈述,各耗时20至40分钟不等。

  程大伟一再表示自己是自卫杀人。

  他说,当时韩国海警奔上驾驶室,自己躲到地下室,里面刚好有把刀,他于是拿起来对冲过来的警察喊:“我有刀,谁也别上来啊!”警察还是向前冲,程大伟拿刀就挥,刺中了一名海警。

  杨世凯说,庭审中,程大伟情绪平静,还说,“我自己也在忏悔。”

  10名中国船员都向死伤者家属表示了歉意。杨世凯在庭上也先后两次致歉。“代表渔民,肇事者家属和船员,对韩国警方、死者家属和韩国人民,表示深深的歉意。”说完,他还深鞠了一躬。

  程大伟船上的刘德福一直从韩国给妻子杨凤玉写信,3月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这时候在家,又该出海了。”杨玉凤看了一直哭,“他再回来,一定不能让他再跟海沾边了。”

  从韩国回来后,刘春海也不再出海了,他到城里工地打工,搬灰、和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但不能提起这件事,一提就止不住要哭,“连成去年跟我说过打渔太辛苦,他回来了,我再不让他出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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