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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时近三年，备受外界关注的足坛反赌扫黑案25日在中国东北告一段落，法院将对谢亚龙、蔚少辉、南勇等“大鱼”择日宣判。这或许是中国足球历史上最重要的几年，它标志着“病入膏肓”的足坛在经过司法利器“洗礼”后，可能缓解身上的“阵痛”，但要想以此为“节点”步入发展正轨，依然长路漫漫。
司法利器介入 还球迷公道
自2009年足坛反黑扫赌行动开启以来，权钱交易、进球买卖、黑哨等内幕逐渐曝光于公众的视野，一批高官纷纷落马，多家俱乐部被卷入丑闻，昔日的足坛明星终究没能躲过正义的审判。外界对于反赌扫黑的各种思考、建议比任何时候都热烈，对足球由乱到治的期盼也更加强烈。
其实对于中国足球种种异常现象，人们并非全无觉察。11年前面对假赌黑，球迷和媒体呼唤“司法介入”。有业内人士呼吁说，如果那些足球蛀虫在作孽后很快就有司法手段介入，也许事情不至发展到如此严重，中国足球也不至如此让人心碎。
例如从当年的渝沈之战、甲B五鼠到龚建平案，再到地下赌球肆虐侵蚀中超联赛，中国足球一度在泥沼中越陷越深，但相应的处罚却基本局限于行业内部。即便是龚建平最终被判刑10年，但其他未主动交代的裁判却在行业规则的“庇护”下安然无恙。
有学者指，2009年司法介入此事终究是一大进步。因为足坛反赌扫黑案无疑是整个中国足球的转折性事件，例如它对于净化足坛环境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中国足球在良性轨道上发展，会给屡遭假球戕害的球迷还一个公道等。
但也有观察家分析称，今天当人们呼唤中国足球重新建立一系列保障机制的时候，监督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不是重建，而是补建，因为这是一块亟待充填的真空。无论能否自律，他律都须全面、细致，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
制度软肋“衍生怪相”
与此前的光鲜儒雅形象相比，原中国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主任谢亚龙日前在接受官方电视台采访时却已是满头白发、面容憔悴。“你要是说清官的话，犯罪了怎么会是清官呢？要说是庸官，我在别的岗位上都做得挺好。”他说。
就连现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主任韦迪也直言不讳地指出，自从来到足管中心后，发现这里的制度很多，但问题是执行不力。任何一个制度都是为守制度的人制定，如果不愿接受制度的制约，那么制度就形同虚设。“这些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腐败的想法，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
有媒体分析，中国足球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期间，缺乏市场经济必备的法治精神，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监管，从而使足球大环境变得极不健康。足球事业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在人才培养、竞赛管理和训练体制方面，尤其制度建设和法制法规方面，都远落后于足球事业发展的要求。
于是，在有些变异的道路上急速前行，中国足球“衍生”出外界看不懂的怪相，如赌球黑哨泛滥，假球文化盛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中国足球问题专家金汕认为，探究中国足球腐败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足球的体制问题，新的贪官还会涌现。“与其研究中国足球的技术，不如研究中国足球的体制；与其指责球员教练的水平，不如拿腐朽的足球体制开刀。”
足球春天来临还需时日
随着足坛反赌扫黑案进入收官阶段，有盼望中国足球可以“起死回生”的球迷此间在网上留言称，“打掉贪官，中国足球一定能出现春天。”
不过韦迪对这种期待并没有盲目乐观，他当日在参加中国足协杯抽签仪式期间对记者表示，随着足球环境的净化，从去年开始，中国足球开始回暖，赛场关注度也进一步提高。
“但目前下结论说中国足球已经迈入春天还为时过早。”韦迪说，“足协还应从这些违法违纪事件中吸取教训、深刻反思，从机制建设上要避免今后重蹈覆辙。”
他还表示，今年对中国足球发展来说是个重要年份，随着案件审理的结束，足协的换届工作将提上日程，并在年内完成。仅仅完成换届以及人员更迭不是目的，重要的是以换届为契机，按照足球规律和中国国情，真正认真研究中国足球今后的中长期发展问题。
“足球运动的自身发展规律，与社会很多方面相关联，推动其发展就必然涉及到许多复杂的因素和矛盾，这决定了我国足球改革发展的复杂性。”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此前如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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