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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送母亲一程。”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正在为村民放电影的杨永兴脑子一下嗡嗡作响
农村电影放映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的火爆，80年代的兴旺，进入到90年代，这一切一去不返。
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VCD在农村的流行和普及、电视节目的丰富，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曾遍及各乡镇的农村放映队解散。杨永兴所在的放映队，也未能幸免。
杨永兴最早的搭档金良永考上大学，毕业后当教师了；第二个搭档马道文改行到水泥厂工作，后来当了水泥厂的厂长；最后连凤凰电影院的同事也纷纷改行了。
杨永兴到了每月收入只够维持家庭日常开支，两个儿子读书没着落的地步。被时代洪流裹挟之下的杨永兴，被迫改行。
挑着担子卖衣服、卖鞋袜，甚至卖农具、卖家具，曾经的“杨电影”试图成为一名“杨货郎”。生意好的时候，他一月能赚上1000多元。
但“杨电影”数十年的名号，并未就此在这片乡土被彻底遗忘。
学校要放电影，他说“娃儿们难得看场电影，我得去”；年轻人结婚，他说“人家办喜事，不能耽误”；老人去世，他说“都是半辈子的老伙计，不请我都该去”……
杨永兴就这样，一次次被温情、乡亲所牵绊，游走于“杨电影”与“杨货郎”之间。直至他劳累过度患上严重的疝气。即便如此，只要是有人请，他绝不推辞，信守着他“说到做到”的人生哲学。
只是，这个他坚守了一辈子的人生哲学，也让他尝到了这辈子最深的哀痛。
“我是家里的老大，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送母亲一程。”杨永兴心里的结就在于此。
母亲去世那天，他是打定主意要回家看看的，前两天就有人捎信说母亲病情加重了。然而凤凰小溪山那边有户人家女儿出嫁，要放电影，他最终还是去了。
“人家提前几天走3个多小时的山路来请，当天下午就派几个人来背机器，答应好的怎么能推？”怀着深深的愧疚，杨永兴小声说着自己看来不是理由的理由。
当晚10点多，电影刚放一半，家里来人，把他拉到一边，告知母亲走了。杨永兴脑子一下嗡嗡作响，手脚都在颤抖。
“电影总得放……完吧，一两百人围着看，总不能……我一家的事把……电影停下来吧……”低着头、瓮着声，杨永兴不敢直视家里的亲人。
当晚，坚持放完电影的杨永兴赶回家时，已是次日凌晨3点多。老母亲已入棺，只等他看最后一眼就闭棺。次日一早，杨永兴安葬了母亲。当晚，他就又到邻村放了两场电影。
面对这一切，杨永兴只是反复念叨一句话：“答应了的事，就得办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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