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中国威胁论具有双重效应应从容淡定应对_新闻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快速崛起的进程，各种议论声也不绝于耳，其中，既有肯定“中国模式”的赞扬声，也有一轮又一轮驱之不去的“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发展环境，但同时也成为刺激中国发展的动力。面对“中国威胁论”日益成为一些国家惯用政治手段的现状，我们应该淡定从容、主动作为，采取多种方法应对它。

　　“中国威胁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其实，“中国威胁论”的说法由来已久，总的来看，它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基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需要，开始了最早的“中国威胁论”宣扬。

　　“中国威胁论”根源于19世纪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当时，已完成工业革命的英美等国家，在资本逐利的驱使下开始疯狂海外殖民，与此同时制造出“西优东劣”的观念为殖民行为辩护。

　　在此过程中，基于13世纪蒙古人西进欧洲以来形成的“黄祸”历史记忆，有关中国具有一种东方式的“威胁”和“内在的残暴性”，是西方表述中国众多主题中颇为显著的一条。

　　“黄祸”威胁的缘由五花八门，他们或担心中国的强大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或恐惧中国人可能的“种族仇恨”，或忧虑中国人可能的“觉醒”，或担心中国对西方商业上的可能冲击等等。对来自中国“黄祸”的恐惧，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西方世界的一种普遍现象。

　　第二阶段：20世纪中期至90年代。这一阶段，中华民族历经百年抗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外部压迫，赢得了民族解放与独立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西方世界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从冷战需要出发，极端仇视红色政权，对新生政权全力封堵包围。朝鲜战争爆发后几个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并与“联合国军”展开殊死较量。西方世界再次炒作“中国威胁论”，大谈中国军事威胁，并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会在东南亚引发多米诺牌效应。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对红色中国进行了疯狂的“妖魔化”宣传，中国被歪曲为大多数西方人心中的“专制、好战的红色恶魔”。

　　第三阶段：冷战结束后至今。这一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经受住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巨大冲击，并走向发展崛起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与外部世界产生了矛盾冲突，西方及周边相关国家基于利益因素，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此后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影响力大大上升，军事力量持续增强。面临中国力量不断上升的趋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一些中国周边国家，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

　　与此相呼应，西方学者发布相关理论，从文明、意识形态等角度进一步论证“中国威胁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对西方文明提出挑战并引发战争。

　　另一重要理论就是“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更不容易发生战争，而中国之类的“专制”国家则制度性地蕴含着更多的战争可能性。这一期间，美、日等国报刊先后发表了多篇“中国威胁论”的文章，如《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鼠年》、《红龙跃起》、《美国太平洋海洋统治遭遇中国挑战》、《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等，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

　　与前两轮“中国威胁论”相比，新一轮“中国威胁论”表现出多元复杂的特征。就其宣扬主体而言，既包括西方国家，又包括周边相关国家。就其实质内容而言，既包括“军事威胁论”、“意识形态威胁论”，又包括“经济威胁论”、“文明威胁论”、“生态威胁论”等。

　　利益冲突是当今“中国威胁论”的深层原因

　　在国际关系中，威胁总是客观存在的。在相互怀有敌意的国家之间，只要一方有一定的力量及意图，就会对另一方产生威胁。因此，“××威胁论”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常态现象。如在长期相互敌视的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针对彼此的“威胁论”可谓根深蒂固。

　　但纵观全世界，唯有“中国威胁论”近20多年来长久不衰，且得到包括西方及周边相关国家大规模认同，原因究竟何在？细细究之，这与中国的崛起发展密切相关。概言之，“中国威胁论”实质上是西方及周边相关国家，基于自身危机意识，缘于形形色色利益因素，用来制约中国崛起发展的一种政治手段，是冷战时期“零和”思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体现和反映。

　　探寻当今“中国威胁论”的深层缘由，必须从发展层面入手。“中国威胁论”，说到底是由于中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快速发展引起的，是国家崛起中的必然伴随品。

　　中国的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辉煌历史、在世界发展史上曾长期占据领先地位的文明古国，在经历19世纪中期以来的殖民入侵、民族抗争与长期探索，而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终于找到了民族复兴的道路，并不断加快国家崛起的步伐。

　　中国的发展，有着曾经遭受西方侵略掠夺的历史记忆，有着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特色，有着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领土、13亿人口的超大规模，有着改革开放30多年来保持9%以上的惊人经济发展速度。这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中国发展特质。

　　与中国的崛起发展相一致，印度近年来的发展速度也大大加快，成为“金砖五国”之一。但与中国相比，印度是信奉资本主义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国家具有一致性。从发展质量与规模来看，印度尚不足以对西方国家构成重大挑战。真正对美国的霸权及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的，在当今世界除了中国别无二家。

　　在一些西方国家看来，中国的发展崛起，是对其主导下的传统国际秩序及地缘政治格局的挑战。从资本主义崛起的历史经验看，历史上所有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强权与战争，都是以运用武力为手段的。英、美、德、日等国的崛起，无不是遵循着富国-强兵-战争扩张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西方权力转移理论或霸权转移理论，都认为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必然会使得国家间的关系发生权力转移，中国将挑战现有的国际结构，导致国际体系的不稳定乃至爆发战争。

　　为此，害怕中国的发展强大将挑战其既有的国际地位，是西方国家宣扬“中国威胁论”的真正担忧；借“中国威胁论”来制约中国的崛起发展，是西方国家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动机所在。

　　在一些周边国家看来，中国的发展崛起，是对领土资源现状的可能改变及本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可能冲击。“中国威胁论”，成为这些国家攫取形形色色国家利益的一种政治手段。这包括：

　　其一，为领土资源之争提供依据。中国是世界上边界最为漫长、与邻国存有领土领海争议最多的国家之一。随着中国力量的强大，与我国存有争议的国家日趋忧虑，唯恐在领土资源之争中落败。

　　其二，为维护经济利益提供理由。在有些国家看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会对其经济利益造成冲击。尤其是日本，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陷入长期经济衰退，而中国则保持高速增长并在经济总量上超过它，这种失衡的心理尤为强烈。

　　其三，为扩张军力提供借口。近年来，一些国家借口中国对本国带来军事与安全威胁，投入巨额军费大力发展本国军事力量。

　　其四，为争夺地区主导权提供工具。某些国家为夺取地区事务主导权，往往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以挑起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自己则从中渔利。

　　“中国威胁论”具有遏制和刺激双重效应

　　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是为了遏制与干扰中国的发展。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几十年来，西方及周边一些国家极力渲染的“中国威胁论”，实际上产生了遏制与刺激的双重效应。

　　一方面，“中国威胁论”成为中国发展中的杂音，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形象，阻遏了中国的发展步伐。

　　在政治层面，“中国威胁论”引发了周边一些国家对我国的敌意，增加了周边国家对我国的不信任感，阻碍了我国与之开展国际合作的步伐。

　　在军事层面，“中国威胁论”加大了地区军备竞赛的可能性。近年来，周边一些国家花费重金购买先进武器装备，客观上增加了地区不稳定性。

　　在经济层面，“中国威胁论”增加了我们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摩擦。近年来我国同一些国家的经济摩擦事件不断增多，不能说与广泛散布的“中国威胁论”没有关系。

　　在外交层面，“中国威胁论”为某些大国人为地阻遏我国走向世界提供了政治借口，成为西方国家制约我们发展惯用的一张牌。如在近年来我海外经济活动中，中国企业收购海外资产的多起商业行为，都因某些国家以危害本国经济安全等借口横加干涉而终致流产。

　　总的来看，“中国威胁论”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周边环境，使我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不得不承受更多的外部压力。

　　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作为外部强加的动力，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中国自身的危机意识，刺激了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依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挑战-反应”理论，有机体在遇到挑战时，会本能地产生一系列有效反应，从而最终促进有机体的发展。

　　“中国威胁论”在带来一定程度负面效应的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刺激中国发展的外部动力。中国古代就有“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古训。“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及周边相关国家缘于外部力量逐渐强大而产生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在被反复强调的同时，也反过来成为促使中国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实际上，恰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浪潮一波又一波掀起之际，中国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并日益稳健。

　　此外，“中国威胁论”在客观上也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为外力屈服的民族，而是遇强愈强、愈挫愈勇。在“中国威胁论”中成长起来的国人，在亲身感受到国家日益强大的同时，也逐渐适应与接受了这种机遇与危机并存的生存环境，这无疑有利于培育大国心态，有利于下一步中国更好地走向真正的大国。

　　淡定从容、主动作为，应对“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成了某些国家国内政治中的惯用工具，成了国际社会中的一种权力话语现象。每当某些国家遭遇国内相关政治议题时，往往搬出“中国威胁论”应急。如在当前如火如荼进行的美国大选中，“中国威胁论”就是奥巴马政府屡屡使用的一张牌。面临“中国威胁论”的这种现状，我们要淡定从容，又要主动作为，采取以下方法有效应对。

　　第一，培育与大国相适应的从容心态。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中国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中国威胁论”、“中国衰亡论”等种种论调，势必层出不穷。要培育沉着、从容的大国心态，冷静理性地看待来自国际社会的赞誉与诋毁，不为外界的种种鼓噪所动，不被“棒杀”、不被“唱衰”，展示给世人泱泱大国包容万物的博大胸怀。

　　第二，继续推进并大力加强国际合作。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创造与强化互利互惠的“共赢”关系，是消弭“中国威胁论”的重要途径。要坚持睦邻友好的原则，加强政治、军事层面的互信，进一步拓宽在反恐、军演等国际合作方面的深度和广度，最大限度地消除彼此的敌意。在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继续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努力建立相互依存、共同受益的经济关系。要在加强国际合作中，使世界各国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崛起，只会为世界带来实惠与利益，而决不是所谓的“威胁”。

　　第三，积极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随着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我们应具备全球战略眼光，积极主动地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要综合利用各种手段，重视并发挥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塑造并掌控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话语权。除了积极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意图之外，还要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通过释放善意、提高透明度等，来主动回击“中国威肋论”的恶意攻击，打破当前我面临的被动局面。

　　第四，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纵观“中国威胁论”的三个发展阶段，在国力最为孱弱时，“中国威胁论”是西方推行其殖民政策的理论工具；当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封杀新生政权的政治借口；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中国的发展崛起，“中国威胁论”成为西方及周边相关国家遏制中国的政治手段。可见，“中国威胁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中国，取决于中国自身国力的发展状况。

　　为此，应对“中国威胁论”、抵消其负面效应的根本之道，在于大力发展中国的国力。要增强定力，以“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聚精会神地干好自己的事情，确保安然度过当前的发展关键期。届时，“中国威胁论”作为中国发展崛起过程中的特殊历史符号，自然就会消退了。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国防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