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春，在田间地头经常见到这样的画面：妇女、老人在挥汗劳作，儿童在旁边玩耍，或者时不时地帮点忙。

　　这种画面衬托出的是中国农村的现实，青壮年劳力集体出逃，他们逃离了农村，奔向城市里的工厂，过着打工生活。在田间地头，农业生产只好由妇女、儿童、老人组成“杂牌军”来承担，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离土地越来越远，并且普遍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与技能。这一现象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其中，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联谊会理事会会长师昌绪为代表的15位两院院士联名向中央决策层提交的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三点建议尤为令人瞩目。这15位两院院士指出，若不从战略上研究并解决新生代农民弃农的问题，人口大国将面临无人愿种地的境地。

　　这也是近日在江苏召开的全国现代职业农民教育战略研讨会的中心议题。

　　无人种地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到非农产业，新生代农民弃农现象日趋突出，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严重。

　　据统计，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比重已下降到38.1%，占乡村就业人员比重下降到63.4%，农业从业人员数量锐减、老龄化趋势严重，农业生产后继乏人的格局正在加剧。

　　在中西部的一些农村地区，80%的农民都是50～70岁的老人，他们既不懂现代农业技术，又因年龄过大而无力耕作，使得更多的土地被荒废。

　　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结果更加显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截至2006年年末，全国农业从业人员中，20岁以下的占5.3%，21～30岁的占14.9%，50岁以上的占32.5%。在一些工业化、城镇化先发地区，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以浙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为例，50岁以上的占到53%，30岁以下的仅占6%。

　　在校读书的“90后”，即便是来自农村的学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未将农民作为未来的职业选择。在外找工作或经商的80后、90后也大部分不愿意回到农村务农。

　　从动态方面来看，1996年第一次农业普查时，50岁以上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仅为18.1%，第二次农业普查时上升至32.5%。10年上升了14.4个百分点。按此趋势，到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时，我国农业劳动力中50岁以上所占比重将会超过50%。

　　束怀瑞、汪懋华、沈允钢等院士说，依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确定，45岁及以上的农业劳动力为老年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所占比重超过农业劳动力15%时就可称之为劳动力的老年型结构。对照这个标准，“谁来种地”、“靠谁来实现农业现代化”等问题实在令人担忧。

　　来自农业部、中国农业大学、武汉大学的专家认为，我国作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农业生产缺乏稳定的后继劳动力队伍，已成为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的严重隐患，未来10～20年这一问题将更加突出，甚至可能给世界带来影响。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是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

　　沈其韩、陈文新、於崇文等院士说，党中央对“三农”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历来十分重视，特别是近年来政府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有目共睹，但是实践证明，“三农”问题非常复杂。除了认识与思想上的保证之外，还要建立真抓实干的长效机制，把“三农”问题纳入法制化轨道。

　　种一年地，不如外出打工一个月，农村留不住青壮年劳动力移迁的脚步。郑哲敏、俞鸿儒、郭慕孙、翟光明等院士认为，这就极大地挫伤了农民尤其是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西欧国家在“二战”后，因工业高速发展，城乡差距一度迅速拉大。但这些国家相继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农业经营者须获得与其他职业的就业者同等的经济收入。日本更是汲取了西欧国家的经验，在工业经济腾飞之初，即1961年就及时制订以缩小工农和城乡差别、实现务农劳动者和其他行业劳动者收入均衡为目标的《农业基本法》，并大力发展乡村工业等。

　　早在1975年，日本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7年，大体相当于我国高中毕业程度；荷兰农民大部分是高级或中等专业农校毕业，且每年还有20%左右的从业农民进入各类职业学校接受继续教育。

　　可据统计，我国农业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所占比重高达95%，高中占4.1%，大专及以上仅占0.2%，农业技能人才的严重不足将对新农村建设带来严重后果。梁思礼、黄祖洽、童志鹏、戴元本等院士认为，国家在继续大力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应高度关注农业生产后继乏人的问题。

　　要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

　　农民一直没被当做城里人来善待。农村的水利、垃圾、用电、上网、医疗等问题几乎没有人管。国家急需偿还过去对“三农”教育的历史欠债，建立一种农民补偿教育机制，培养职业农民或种植、养殖专业户。

　　两院院士建议，首先要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培养一批优秀的职业农民。把农村职业技能教育纳入国家总体教育规划，健全职业教育培养网络，对未能进入高一级学校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免费提供包括科学种田、养殖与现代农业等内容的职业技能教育，并颁发职业技能鉴定证书。

　　其次要大力推动回乡创业，鼓励一批高素质人才返乡建设新农村。可以中央财政为主、地方财政为辅，设立青年农民创业基金，对普通高中或职业中学毕业生从事农业经营并达到一定规模，对返乡创业的职业农民可给予相应的资金扶持。此外，要制定和完善大中专院校尤其是涉农院校毕业生投身现代农业的建设，探索制定吸引城市青年从事农业的优惠扶持政策，采取保留城市户籍，提供社会保障等待遇，吸引他们成为现代职业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要加速土地流转，大力培育发展种养大户，造就一大批职业农民。来自吉林省的调查显示，规模在20～30亩、30～70亩的玉米种植大户，每户平均净收入分别为1.2万元和2.3万元，基本与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收入相当，这部分人成为职业农民后不会轻易离开农村。

　　第四是加强农民职业培训，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素质。比如，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加职业农民科技培训补助资金规模，扩大政策覆盖面，创新培训形式，对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每年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等，对具有资格的职业农民给予补贴，可把现行的粮食生产直接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向职业农民倾斜，促使职业农民有能力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市场竞争力。

　　“作为老一代知识分子，十分关心将来谁来种地，谁来守住我们的‘米袋子’与‘菜篮子’等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及时、妥善的解决，将影响中国走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局面。”两院院士说。本报记者李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