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3月11日电（记者沈刚于宛尼）连日来，正在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对本报《五位一线工人代表直言“劳动之惑”》系列报道的关注一直在继续。多位代表委员强调，要想从根本上破解“劳动之惑”，就必须“从制度安排和行动上尊重劳动”。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不愿意在一线劳动，而他们的父母也不愿意孩子当工人。”全国人大代表、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高级技师许振超告诉本报记者，去年的一次调研让他记忆犹新，一位工人对他说：“你总是呼吁让孩子们到一线工作，当技术工人好，可是，那么多的政策都是向公职人员倾斜的，谁不想让孩子有个好发展，有份好保障？”

对此，许振超代表深有感触：“以社保制度为例，退休工人的养老金比公务员、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少多了，有的甚至相差3倍。”他认为，一些重大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往往偏重技术性的一面，而对具体条文所隐含的价值导向不够重视。要想引导社会公众尊重劳动、尊重一线工人，就应该将这种价值导向作为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政策出台的前置条件。

“只有从制度安排和行动上尊重劳动，尊重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线劳动者，企业和社会才能获得持久发展的动力，社会才能获得财富涌流的不竭源泉。”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表示，一线劳动者是企业和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要让全社会都尊重劳动、尊重一线劳动者，关键要在制度安排上注重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保障其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决策权。

牛文元表示，近年来我国劳动用工秩序逐步规范，但仍有一些地方存在非法用工、随意解聘、克扣工资等现象，这既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差异等历史原因，也有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等原因。而农民工在参加社会保险、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遭遇不平等的门槛，更需要从制度安排上予以解决。

一方面是劳动者没有受到社会的足够尊重，一方面是高级技工匮乏，这让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罗蒙西服公司总经理金建华慨叹不已，“定制一套纯手工西服，要经历量体、剪裁、试身、缝纫等185道工序。目前在上海乃至全国，能独立完成一整套西服手工制作的技工寥寥无几，总共不足200人。”他大声呼吁，要从制度安排上提高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加强对技术工人的培养力度。

“我国在高技能人才培养使用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较低，不利于培养和选拔。”金建华委员建议，建立由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团体捐助补充的“高技能人才发展基金”，完善高技能人才培养使用法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