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电视台消息：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于3月10日上午9时在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举行第五场记者会，赵平、吴明江、李立明、陈仲强、吴明、王执礼等六位政协委员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新华网记者:现在我们都感觉到，部分医院的医药价格的确有所下降，但是明显感觉到检查费用没有下降，甚至仍然很高。同时我们了解到，现在很多大医院主要医学检查设备都是来自进口，成本和使用非常高，请问这个费用如何降低？谢谢。

致公党中央委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陈仲强:关于以药补医的问题大家比较关注，最近一段时间，有一部分人也开始关注到医院的检查费用。应该说，对于任何疾病的治疗，药的花费和检查的花费是必须的，判断一所医院的好坏是要看整体，不光是看花的药费，还是检查费，更要看对服务人群里，对特定的疾病他所应该花费的药的成本和检查的成本是多少，这才是比较科学的态度。而这样的评比，更为科学的讲，应该是通过不同的学科，不同特定疾病综合区域、大的区域的比较，另外，通过专家和学会对这样一个疾病的论证，他检查的项目控制在多少个项目或者多少种类是比较合适的。最近几年，在卫生部主导下强推的一项工作，是临床路径的工作，路径指南，对某一个疾病应该遵循哪个临床的诊断思维方式和过程，把这个病诊断清楚。如果对病诊断清楚要花十项检查的内容或者某几项技术治疗内容，治疗下来才是安全合理的，过多了有过度的可能，当然有特殊情况除外。如果过少的话，有可能使这个疾病的治疗在诊断过程当中，它的系统安全性降低，对患者也是不负责任的。这样评价它的检查费用的高低是比较科学的。我觉得还是要理性，把它科学量化以后再判定高低的问题会比较好一点。

中国医学会副会长吴明江:就这个问题，我提点我个人的看法。一个是刚才陈委员提到的，规范治疗，通过诊疗指南，技术操作规范，临床路径，使医疗服务更加规范。第二，现在我们很多大型医疗仪器设备，如何加强我们国内自主产权的研发，而我们的国产化使这些尖端的大型医疗设备大大降低成本，而且我们自己生产、自己使用的时候，维护、保养有更大的便利条件。我们那时候看病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贵了，可能还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发和生产供应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第三，在大型仪器使用、设置的过程，也有一个合理配置资源的问题，不是所有医疗机构都需要这样，因为大量医疗机构面对的是常见病、多发病，并不需要。在我们生活中，医疗机构为了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都这样做，其实对公立医院来讲，还是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引导和规范。我就补充这两点，不一定对。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赵平:这位记者提的问题是引人深思的问题。首先，我当了十年院长，目前大医院不存在想靠设备赚钱的问题，而且大医院宁可买高档设备，也就是说，奥迪车按照奥拓车的价格去收出租费，因为希望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这样就引申出一个问题，你刚才讲，我们大型医疗仪器设备都是进口的，我是肿瘤医院的，在临床上所用的肿瘤靶向治疗药物，主要都是国外进口的，一支药就高达2万块钱，因此，我们很多医疗费用都白白送给了外国人。我曾经在清华大学讲过这个问题，希望中国科学工作者也能生产出中国自己的设备。王岐山曾经讲，中国30年的成绩是伟大的，但是我们没有品牌，为什么呢？我们在这方面投入的研发经费是不足的。国外做一个药，他可以投入几个亿、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亿美元做出一个药，他做出药以后，就可以把药卖到2万块钱一支。因此，我觉得我们民族的工业一定要振兴，只有振兴了民族工业，我们才能够把价格控制下来。所以，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事情，医改不是单纯的医疗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