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同比增长14.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同比增长17.9%。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五年内，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以上，收入增幅超过GDP增幅。

　　关键词：扩就业、增收入

　　让“腰包”鼓起来

　　“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当前我国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努力的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郑功成代表认为，这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需要，当前不同群体的收入基数不一样，只有让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幅加快，收入差距才能逐渐缩小；这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中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受压，影响内需潜力的释放；这更是社会稳定的需要，“提低扩中”能缓解生存焦虑和生活焦虑，从源头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提低扩中”，增加就业是根本。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委员说：“扩大就业、鼓励创业的政策空间很大。比如给予低收入家庭低息创业贷款，对于吸纳劳动力较多、工资上涨较快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等。”

　　“提低扩中”，制度保障是关键。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信息，2010年我国有30个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2011年又有24个省区市上调该标准。朱征夫认为，比照“两年至少调整一次”的有关规定，这样的频率已经到位。但横向比较，我国多数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仍达不到国际上通行的占社会平均工资40%—60%的标准。“调整还应更快些、幅度还应更大些。”他说。

　　“底线”要调高，工资总体水平也应当得到提升。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代表说，政府应该督促建立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保证企业利润、竞争力的基础上，使职工能够分享企业发展成果。他还建议，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经济增长、物价指数和财政收入增长等情况，制定区域和行业职工工资增长指数和机制。地方政府也可适当公布职工收入增速高和低的企业名单，引导企业适时适度提高职工工资。

　　关键词：降税费、增补贴

　　让负担再轻点儿

　　“让中低收入者敢花钱，要鼓‘钱袋子’，也要减‘担子’。”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烧沟村党支部书记郭中奎代表说。

　　要坚决治理乱收费，给中低收入者撑腰。郭中奎指出，目前教育、物流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领域的乱收费现象严重，直接增加了百姓生活成本。对此，一方面要均衡资源，对于择校费等因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引起的乱收费，须对症下药，从源头预防。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督管理，推广收费项目透明化，严惩违规行为。

　　要充分发挥税收调节作用，为中低收入者减负。2011年我国大幅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令几千万人收益，对减轻中低收入群体负担，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有着积极意义。“直接税降下来，间接税也应跟进。”朱征夫介绍，2011年我国全部税收收入中来自企业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高达92.06%。这些税收都被打入企业生产成本，反映到物价上，增加百姓生活成本。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沉重，不利于它们发挥吸纳就业、增加职工收入的功能。“应当继续推进财税改革，增加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特别是切实增加普通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朱征夫说。

　　要加大物价上涨时的救助力度，帮中低收入者抗压。受各种因素影响，进入“十二五”后，我国物价一直上涨。“别让物价‘吃掉’中低收入者幸福”的呼吁持续不断。去年国内多个省市已经建立并启动了“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效果良好。“这一保障机制的覆盖面仍待扩大。目前受益的主要是低保户，而城乡低收入家庭不属于低保所涵盖的范畴，物价一旦出现连涨，其生活所受的影响立刻会成倍放大。”郭中奎说。

　　关键词：缩差距、促公平

　　好政策再多些

　　“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说到底，是要缩小收入差距、分好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后盾。”郑功成说。

　　要缩小差距，必须正视差距。当前我国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很大，此外，“三公消费”、贪污腐败等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也助长了财富的不合理聚集，加剧社会矛盾。“必须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郑功成说。

　　“提低扩中”、缩小收入差距，不能贪功冒进。郑功成提出，我国宜采取中医式“抽丝去病”与西医式“外科手术”相结合的一揽子措施，切实扭转利益严重失衡的分配格局，将财富“蛋糕”分配好。其中，初次分配改革宜积极稳妥、小步渐进，重要的是尽快给人以稳定的预期。再分配涉及公共资源，要在公共支出结构调整上做文章。

　　“提低扩中”、缩小收入差距，关键是做好分配文章。张立勇认为，要合理调整财政收入划分格局，逐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改革要素市场分配制度，除必要的领域外，尽可能引入竞争机制，规范要素市场分配秩序；完善公共资源分配制度，确保教育、医疗、交通、环境、能源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农村、向低收入群体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