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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珠海视察江海电子厂时说：“不要争论是姓‘社’还是姓‘资’，只要有利于提高综合实力，要放手去做。”资料图片
早在小平南方谈话一年以前，中国曾有一场关于皇甫平文章的论争。署名“皇甫平”的这4篇文章，是《解放日报》组织发表的，传达的是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的指示精神，也就是1991年他在上海过春节的时候谈过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那一年春节，小平同志在上海并不是像以往一样到西郊宾馆和家人一起共度春节，而是到处视察、听取汇报、发表看法。他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观点，特别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方面，提出了“不要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没想到这4篇文章遭到了一年左右的批判，有人甚至上书中央，认为改革开放很危险，不要再提改革开放。邓小平一直冷静观察，所以后来北京流传一句话说：“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小平就这样冷静看了一年，直到发表南方谈话一锤定音。
近日，记者专访了皇甫平之一的周瑞金。他认为，重温小平南方谈话，就是要让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价值观。他对广东解放思想，创新社会管理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建议广东继续先行先试，铺设民众心中的“绿道”。
◎与20年前、30年前不同的是，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着力破除的，主要不是“左”的纯意识形态的“画地为牢”，而是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步步为营”
◎看准问题症结就改，主动改胜过被动改，早改胜过晚改。如果我们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政府还掌握较多资源的时候，不能毅然创新社会管理、适时适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犯历史的错误
◎剥夺富人是一种极端的想法，这不仅不会达到共同富裕，还会摧毁民营经济。我认为只要是合法的财富，就应该保护，而且通过这种保护，激发更多人凭借个人的汗水和智慧，致富创富
◎从小岗村到乌坎村，一以贯之的，是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权。在群众有危有难、有险有乱的时候，书记要走在警察前边，倾听和解决民众诉求；而不是书记躲在后边，把警察推在前边，激化了官民矛盾
◎今天，广东从放开非政治、非宗教类NGO注册，培育社会组织，到乌坎事件的善后，在南中国形成了政府社会携手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局面，为我们党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釜底抽薪缔造社会内在和谐与稳定，也正在闯出一条新路
周瑞金，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后主持《解放日报》工作，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
●南方日报记者
段功伟 周虎城 海口报道
改革时机
改革又到需击
猛掌的历史时刻
南方谈话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摩擦也在积累和叠加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及地位？
周瑞金：过来人都还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那几年，是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对改革是“市场取向”还是“计划取向”发生了激烈争论，“计划取向”重新占了上风。比如，当时有一篇调门很左的文章，就提出：“改革问题的核心、焦点、要害是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进行改革的问题”，有一种改革观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有的同志也在抹煞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就在于这位68年党龄的老人，以惊人的胆识，在政治上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经济上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思想方法上提出判断改革合法性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小平同志南下，走一路讲一路，从武汉一直讲到你们广东，这是一趟重启改革、回暖人心的阳光之旅，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
20年前重拾改革势头，是党心民心军心所向。我想强调伟人对历史走向的推手作用。胡克在《历史中的英雄》一书中提出：“英雄就是具有事变创造性并且能够重新决定历史进程的某些人。”胡克认为英雄的历史作用在历史的交叉点上会最大程度地表现出来，因为此时历史发展的前景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古人云：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
南方谈话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金融危机中成为重要的压舱石，但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摩擦也在积累和叠加。改革又到了需要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从基层社会和网络舆论看，改革有庞大的民意地盘，需要奋发有为，需要凝聚党心民心，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像广东这样重视和推进社会建设，政府和民间力量携手协力解决转型期社会的复杂问题，像当年小平同志所鼓励的：“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解放思想
当前解放思想考验政治伦理
当前，领导干部是否担得起改革重任，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脑袋清明开明并不困难，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边
南方日报：您认为当前是否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如果需要，我们究竟要解放什么思想？
周瑞金：我始终认为改革开放是靠解放思想推动的。中国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小平谈话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核心是怎样看社会主义。
但是，我们在改革之后没有驾驭好公权力，资本靠市场机制做大，特殊利益集团形成了。因此，与20年前、30年前不同的是，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着力破除的，主要不是“左”的纯意识形态的“画地为牢”，而是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步步为营”。有人拿出一些“左”的大帽子吓唬人，阻碍改革，恰恰是为了维护某些部门和一己的垄断权力、垄断资源，与民争利。
敢于和这个利益集团切割关系，是今天思想解放的重要方面。当前，领导干部是否担得起改革重任，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脑袋清明开明并不困难，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边。能否通过改革，毅然与不合理的利益关系切割，通过利益关系的重组，让利于民，放权于民，聚拢民心。可见，今天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比当年更加考验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和政治伦理。
深化改革
不能以打工者心态对待改革
面对社会矛盾，党和政府所承受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民众的期待和现实的差距在拉大。但有些地方改革仍在空转，一些领导干部不同程度上缺少创业者的担当，用打工者的心态，维持现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南方日报：近年来，社会上对于改革的议论比较多，小平当年一是提出“不争论”，二是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20多年过去了，不同的历史阶段需要不同的认知。您认为当前的改革是否需要“不争论”？今天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改革开放不动摇？
周瑞金：现在党内外经常听到一种呼声，对深化改革要有危机感，有担当。有人以《西游记》为喻，描述打工者与创业者的区别。问：为什么孙悟空能大闹天宫，却打不过西天取经路上的小妖怪？答：大闹天宫碰到的都是给玉皇大帝打工的，所以大家都是意思意思不是真的卖命；在西天路上碰到的妖怪都是自己出来创业的，所以会拼命。这个段子，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改革的困境。
胡锦涛总书记警告说：“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坦率地说，面对社会矛盾，党和政府所承受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民众的期待和现实的差距在拉大。但有些地方改革仍在空转，一些领导干部不同程度上缺少创业者的担当，用打工者的心态，维持现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是非常可惜的。
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时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目前有相当一部分被国企控制的公共资源，改革资产收益分配方式，让全体国民受益；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因素的形成和壮大，等等。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十分成功，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下一步是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在交叉路口，我们不能徘徊不前，必须做出选择，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去年和今年，一大批相对年轻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我想对他们说句话：看准问题症结就改，主动改胜过被动改，早改胜过晚改。如果我们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政府还掌握较多资源的时候，不能毅然创新社会管理、适时适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犯历史的错误。
社会公平
共同富裕不是要剥夺富人合法财富
讲共同富裕不是说财富的平均，关键在机会的平等。最主要是解决老百姓的上升通道的问题。避免一端是农二代、贫二代的无奈传承，另一端是官二代、富二代的高调世袭
南方日报：在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当下，您如何看待小平同志的“共同富裕”思想？
周瑞金：但得苍生俱饱暖，自古就是政治家的追求。共产党人闹革命也是为了共同富裕，特别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都能过上好日子。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强调“发展是硬道理”；1993年他在与弟弟邓恳的谈话中，就前瞻性地思考发展起来以后怎么办。他提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
如今，19年过去，财富集中度进一步提高，社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共同富裕是我们党凝聚民心的政治宗旨，这个问题如果长期解决不好，关乎执政党的公信力乃至政治合法性。但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重复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做法，设法把私有财产收归国有，重组经济格局。还是要靠继续推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减少政府计划配置比重，杜绝官商勾兑和权力“寻租”。
讲共同富裕不是说财富的平均，关键在机会的平等。最主要是解决老百姓的上升通道的问题。如何保障底层民众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如何融化社会阶层的固化，避免一端是农二代、贫二代的无奈传承，另一端是官二代、富二代的高调世袭。社会阶层的固化表现在什么方面？上世纪80、90年代，到新世纪之初，很多官员主动下海创业。而现在几千个大学毕业生去考一个公务员位置，普遍丧失了创业精神。这需要贫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需要扩大市场准入、减少权力寻租和国有资本的垄断，需要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录用的公正、开放，需要干部选拔制度的规则化、透明化。
共同富裕，也不是要剥夺富人的合法财富，而是要通过民生财政等调控措施，将更多的公共资源向民生倾斜，帮助后富阶层。剥夺富人是一种极端的想法，这不仅不会达到共同富裕，还会摧毁民营经济。我认为只要是合法的财富，就应该保护，而且通过这种保护，激发更多人凭借个人的汗水和智慧，致富创富。
所以共同富裕的问题不仅是财产分配的问题，而是需要整个体制改革，使社会体现公平。
先行先试
建设小政府大社会
广东可闯出新路
广东是改革先发区域，也是问题先发区域。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完全是坏事，如何处置这些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才正好体现出广东的先发作用
南方日报：您认为中国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和转型陷阱问题？如果存在，您认为应当如何跨越？广东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周瑞金：我认为不存在你们提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转型陷阱等等问题。我在中国社科院的一位朋友到拉美很多国家做过调研，对这些国家的陷阱是怎样形成的有一些看法，我非常赞同。这些陷阱并不是经济发展导致的，而是由这些国家的政治左右摇摆、不稳定引起的。
广东是改革先发区域，也是问题先发区域。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完全是坏事，如何处置这些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才正好体现出广东的先发作用。目前体制弊端主要表现在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扭曲。广东可以在深化改革中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在约束政府、壮大社会、回归市场方面，闯出新路。
冲破制度瓶颈和改革困局，出路在于信任人民、依靠群众。如何看待民间“自组织”力量？他们是基层民众利益表达的代言人，能不能让他们同时成为政府的传话人，成为政府和民众之间发生利益摩擦时的缓冲地带？无论从当前的维稳，还是未来的小政府、大社会建设，民间自组织力量，都是政府重要的合作帮手。政府要包容他们、团结他们，与他们合作，同时也要勇于用法律来约束和规范他们，比如用村委会组织法来规范。
我注意到不少网友说，广东做了一件与当年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一样“深得人心的决定”，这就是去年7月广东省委《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这个文件提出了“下放社会建设权力”、“万能政府”转型“有限政府”等新的社会管理理念，其历史意义堪比万里同志1977年主持制定的安徽农村改革“省委六条”。从小岗村到乌坎村，一以贯之的，是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权。在群众有危有难、有险有乱的时候，书记要走在警察前边，倾听和解决民众诉求；而不是书记躲在后边，把警察推在前边，激化了官民矛盾。
最近，广东在处置乌坎事件中露出曙光，取得重要突破。共产党领导的基层民主自治，是社会长治久安之道，是我们党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一块试金石。希望沿着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前进，落实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四个机制，填平民众心中的“沟壑”，铺设民众心中的“绿道”。
凝聚共识
鼓励地方实践
凝聚改革共识
下一步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顶层的包容，鼓励地方大胆实践。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广东又一次走到了全国前面
南方日报：当前重温小平南方谈话，应该凝聚怎样的改革共识？
周瑞金：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共识？我在这里不想展开讨论改革的具体指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战略追求，这一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已经融入我们党的血液中。我想着重谈谈如何打造改革共识。
改革共识的形成，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并重。与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初相比，今天各级领导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准更高，对主流民意并不隔膜。改革推进乏力，根源不在认识的局限，而在于深陷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之中，不敢放手兴革。
凝聚改革共识，另一个关节点，是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据于光远同志回忆，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加强民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脑筋），他说：“一个生产队看到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下一步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顶层的包容，鼓励地方大胆实践。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广东又一次走到了全国前面。
如果说“大跃进”和随后的饥荒中，广东省委有关同志支持农民养猪，保住了粤北一大片，减少了生命损失。今天，广东从放开非政治、非宗教类NGO注册，培育社会组织，到乌坎事件的善后，在南中国形成了政府社会携手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局面，为我们党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釜底抽薪缔造社会内在和谐与稳定，也正在闯出一条新路。
当前，我们重温小平南方谈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价值观。从这个原点出发，我们可以达成五点共识：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二、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三、尊重群众自主权和首创精神，是最有活力的社会治理选择；四、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五、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和谐共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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