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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成就感”无法抵消职业倦怠感
昆明市金殿中学是云南省唯一一所工读学校，因为从事的是特殊教育，教师汪霞在与这些“特殊”学生相处时总是坚持一个原则：“严厉要求，跟紧学生”，工作中不敢有半点懈怠。然而，她的尽职尽责换来的却是学生的“不接受”和“作对”，直到一起突发事件的发生。
这天，班上的同学突然发现杜波（化名）私藏了多人的东西，全班同学将杜波堵在宿舍楼梯口准备“声讨”她。汪霞闻讯赶来，眼看拳头、耳光、飞腿就要落在杜波身上之时，汪霞推开人群，大叫着“住手”并用自己的身体护住杜波。混乱中，她挨了不少拳脚。这时，有学生叫了起来：“别打了，打到老师了。”经过一番宣泄，学生们心中的怒气消退了，一下子安静下来。几天后，几名爱作对的学生找到汪霞，说：“汪老师，对不起，以前你对我们严，我们认为是在整我们。可是那天看你奋不顾身挡住我们的拳脚，我们体会到你是真正爱学生、保护学生。”
工读学校的学生大都是因为学习困难或品行偏常被原学校淘汰下来，他们曾经在应试中败阵，或在其他方面遭受过挫折，他们有着相似的特点：自由散漫、行为习惯差、对学习失去兴趣、自暴自弃。
为了让学生安心在校读书，提高在校生的稳定率，金殿中学的教师们做了无数的策略研究。“我们的问题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充斥着太多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习惯了大人的责骂和漠视。”教师杨云霞说。
为此，杨云霞决定开一个“夸夸你的父母，夸夸你的孩子”的家长座谈会，但这个主题却遭到大多数学生的反对，“他们对这种主题显得非常不自信”。
虽然如此，但杨云霞发现，学生们嘴上说不愿意，其实心里非常地认可。他们在找父母的优点时，也找出了自己身上的优点：“我成绩不好，可我没有其他同学的不良习性，虽然爸爸妈妈对我的学习伤透了脑筋，但我看得出他们还是很在乎我的”，“我虽然贪玩，但我从来没有夜不归家，不让爸妈像其他家长那样满世界找我”，“我虽然爱打架、爱闹事，可是我从来不敢顶撞父母，每次还很愧疚，只是不愿向父母说出来”。
主题班会召开的那天，学生们把教室装扮得像过节一样，黑板上写着：“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周围画上了鲜花和爱心。这天的家长座谈会没有责备、抱怨和训斥，只有赏识、理解和快乐，孩子和家长们都哭了，父母拥抱了自己的孩子，找回了多年没有的温情。
在金殿中学，几乎每个教师都能说出一大堆教育学生的故事，但是记者发现，不少教师仍然有明显的职业倦怠感。“工读学校挽救了大量的学生和家庭，但工读学校的教师却是一个职业倦怠的高发群体，这应该引起教育部门的足够重视。”金殿中学的一位负责人说。
工读学校性质定位模糊，缺少政策支持
中国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在国内，40%的工读学校得不到当地政府的重视，近50%的工读学校所在地政府自从1987年以后就没有出台工读教育的地方性政策、法规和文件；65%的工读学校办学经费不足；一半以上的学校教学设施简陋，无法与当地普通学校相比；60%的学校教师待遇很低。
据悉，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我国对工读教育的性质定位比较模糊，没有突出工读学校在教育对象、教育方式、教育功能等方面的特殊性，只是笼统地纳入了普通教育的范围。
我国相关文件将工读学校定性为：对违法和轻微犯罪的中学生进行特殊教育的半工半读学校，是普通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实施义务教育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教育形式。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一定位对工读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致使很多地方政府都将工读教育作为普通教育来对待，使之成为普通教育的弱势：一所特殊化的学校本该得到特殊政策，但资源匮乏，教育能力下降，较难达到预定的教育目标。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虽然近年来教师工资有过几次大的调整，但就劳动性质和强度而言，工读学校教师的待遇偏低，社会地位不高。
在工读学校，教学安排与普通学校一样，老师除了要完成相应的课程外，每周还要值班一到两次，24小时与学生在一起，处理各种突发事件。教师值班期间，对所管理的学生负有相应责任，如学生逃跑、打架、受伤等，教师要负责，这使得工读学校的教师不仅工作时间长、强度大，精神压力也非常大。
另外，工读学校的教师缺少发展机会，他们的专业知识在工读学校这个特殊环境里逐渐消耗，却很少得到补充；虽然工读学校教师在职称评定等方面和普通学校的教师采用的是同一标准，但在学术交流、学科发展、升学率等方面都无法与普通中学相比，教师很难脱颖而出。
“缺少社会支持的工读学校，教师常常有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感。”金殿中学的教师戚涛说。
一边是被学校淘汰的少年在社会上游荡，一边是工读学校面临招生危机
戚涛指出，生源不足是目前制约工读学校发展的一个主要瓶颈，“全国一半以上的工读学校都面临着这一问题”。
“这并非因为社会上的问题青少年数量减少了，而是无法将他们收纳进来。”戚涛说。
目前，很多家长因不了解工读学校而产生了误解：有的考虑自己的面子，担心孩子送进工读学校后会受到朋友的歧视；有的则担心孩子上了工读学校今后会受到社会的歧视；也有的担心不良少年之间的交叉感染，更容易留下灰色标签等。加之工读教育确实存在着办学困难和教学、管理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读学校功能的发挥，使家长们不愿意将孩子送入工读学校。
虽然国务院1987年出台的相关文件中已经规定，对经过审批应当入工读学校学习但拒不报到的，或报到后又中途擅自逃离的工读学生，公安机关应积极帮助他们入学。但这一做法却越来越受到质疑，由于没有法律依据，即使是国务院的文件也不能限制学生的人身自由。特别是后来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没有提到公安部门的介入和责任。因此，进入工读学校必须是学生本人、家长和学校都同意才能接收，而不能强制。上海就先后发生过两起家长起诉工读学校限制学生导致侵犯学生权利的案子，由于我国法律中没有关于工读学校更详细的可操作性规定，工读学校最终败诉。
“这导致一方面大量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少年游荡在社会上，成为违法犯罪的街头后备军，而另一方面工读学校却面临着招生难的问题。”戚涛说。
“一个有不良行为的学生可以让一个班级不得安宁，而工读学校的存在，使更多学校的班级教育秩序得到保障。昆明市金殿中学办学30年来，教育转化几千人，为社会转型期的家庭稳定、为普通中小学教育秩序的稳定、为预防控制青少年违法犯罪作出了积极贡献。”金殿中学的一位负责人说，“工读教育是一项新的希望工程，如果工读学校的教师没有幸福感，就无法教育好一群特殊的弱势青少年。办好一所工读学校，就是稳定一所普通中学，稳定一片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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