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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我将终生从事这一性价比不高的工作，因为我的心底，真的放不下我的患者、我的医院。”
口述/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医生 房金涛
整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1988年，21岁的房金涛毕业进入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所（后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工作。23年来，她见证了这家二级公立精神卫生防治机构从0床位到300张床位的变迁，也经历了一个精神科医生交织着恐惧和成就的职业体验。下文系其口述：
“这哪是个医院啊”
1988年刚到医院的时候，我特别疑惑：这哪是个医院啊？
医院该有化验检查等辅助设施吧，这里没有；医院该有干净整洁的医疗环境吧，这里也没有。我到现在都记得，医院一进去是一个厕所，一面墙都剥了皮，尿碱味很大。特别是在给患者房间锁门时发出的哐哐哐的声音，那真让人不寒而栗，仿佛遭到正常世界的驱逐。
后来我知道，1988年，是医院第一次招收新医生，也是医院第一次接收住院患者。
第一个住院患者患有老年痴呆。我们20多个工作人员围着这一个人工作了半年多，回想起来那时的工作量还真是比较低。印象中我做的也不是传统意义上医生的工作，倒是以生活护理为主，照顾患者的吃喝拉撒睡，有段时间还要给患者做饭。
还是有点痛苦吧？说实话，当时医院的老人跟我讲，这里的工作很轻松，主要就是指导地段（一级医院）医生工作，一不用坐班，二也谈不上监督管理，完全靠自觉，可松可紧，伸缩性比较大。我当时最主要是想留京，也就接受了这份工作。可真正开始工作，面对这样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我多少感觉无奈，想象跟实际的落差真的特别大。但我不愿意让家里为我操心，我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我想，家里已经养你这么大了，好与不好你自己慢慢奔吧，别跟家里说那么多了，所以都是一个人扛着。
后面遇到的一位双相情感障碍（一种以躁狂或抑郁的反复发作和交替发作为特征的精神病）患者，让我真正动了离开的心思。
要说我们医院发展也是挺快的，没多久就有20多张床位了。对了，那时候北京安定医院（三甲医院，下称安定医院）床位紧缺，一些比较棘手的患者住不进安定医院，地段医院又没能力，也就只能到我们医院来住院。这样，我们很快就接触到一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疾病患者。
我清楚记得，当时那个患者非常兴奋，一定要出去，我们当然不能让他出去，而我们没有相应的医疗措施，只能靠好言相劝。可患者在丧失理智的情况下，是不会听你轻谈细语的，他一脚就把门上的玻璃踢碎了。
这一脚真是吓着我了，因为这在专科医院是不可想象的：首先，专科医院的门是铁的；其次，专科医院的门上不会有玻璃。我顿时觉得我们医院没有相应的专业设施，根本不具备收治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条件，这太恐怖了。
你看，专科医院会有兴奋室，有专门的护士管理，患者的所有日常生活都在兴奋室里，但我们没有这个条件，这意味着患者可以在医院自由出入，这就是一种安全隐患。此外，当患者不合作的时候，专科医院可以使用约束带，把患者约束在床上，而我们也没有，我们更多的是靠语言劝说。
同事们也意识到了风险，似乎是这个事情让大家达成共识：对精神患者的收治和管理还是要讲科学，不是靠信心、热情就行的。
我那时候对工作前景比较迷惘，反复在想：我要不要干脆辞职走掉？
“还是要有所追求”
在脑子里进行充满矛盾的取舍、进退中，1991年，医院请到安定医院蔡焯基教授来医院查房。在蔡教授那里，我获得了从事这一行业的信心，开始想象自己也能在业务上有所成就。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54岁的女性患者，呈缄默状态，每天不说话也不吃饭，但有突然的冲动行为，一拽不住就要出去。
根据她的这种临床表现，诊断上一般会考虑是木僵。木僵大概又有紧张性木僵、抑郁性木僵、心因性木僵、器质性木僵4种。从她的发病年龄来看，大家认为抑郁性木僵的可能比较大。
蔡教授认为这个诊断依据不足，建议去做CT检查。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还没有几家医院有头颅CT。我们在北京天坛医院（下称天坛医院）约了一个月才约上。检查那天是我和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带患者去的。检查的时候患者很不合作，只好给患者静推（静脉注射）安定。这样仍然不能使患者安静下来，甚至在检查的时候从CT机器里爬了出来。天坛医院的医护人员都很惊讶，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兴奋不合作的患者，用药都不管用，说这么贵的仪器、这么费劲才约上，她居然要爬出来！当时天坛医院要么停止检查，要么让我院的工作人员进入检查室帮助固定患者，当时我年轻就让我去保护患者完成CT检查。检查的结果是正常脑CT。
看到检查结果，蔡教授说既然这样就要考虑抑郁性木僵，如果使用抗抑郁症的药物后没有效果，那么就考虑电痉挛治疗，但蔡教授特别加了一句，在电痉挛治疗之前，如果有条件，还是要做个核磁共振。
当时北京就天坛医院一家有核磁，我就带着患者再次去了天坛医院。跟CT检查的情况一样，我还得进去扶着。按说这是第二次了，但我还真没去想放射线对自己的影响，当时就是想让她的病情缓解了赶快好起来，能让我们知道她到底患的是什么病。结果核磁显示出多发性梗塞。
我一下豁然开朗——这是一个器质性痴呆患者，难怪使用抗抑郁症药物治疗无效。也就是说，由于她有多发性梗塞，所以她的智能已经损伤。但她不说不动，你就没办法跟她沟通，没办法对她进行智能检测。而这样的患者一旦做了电痉挛治疗，后果不可想象。
后怕之余，我敬重蔡教授的专业水准——原来同样一个专业，同行间的差别竟会如此悬殊！
坦率说，精神卫生专业即便发展到了今天，它基本上还是依靠医生的临床经验，缺乏客观的辅助检查作为诊断依据，而在其他学科，比如医生诊断阑尾炎，他可以通过物理诊断，还可以通过血生化、血常规等辅助检查去支持这个判断，但精神科医生没有，除非是刚才这种器质性患者。一般而言，精神疾病患者的功能检查几乎全是正常，而精神科的量表检查也需要患者配合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如果患者不配合，量表就无法进行，并且量表只能作为诊断的参考依据。这意味着，一旦我们诊断出错，治疗必然出错，而治疗一旦出错，短时间内患者的精神状况很难有改善。
由此，我仿佛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蔡教授这样，在行业里做到如此这般的水准。我告诉自己，不是说你每天在恶劣的环境下，因为换工作有难度，想发展也不现实，所以你就有理由、就有借口让自己顺理成章不思进取，我还是要有所追求。
“我觉得我都要吐血了”
你问我在对自己有所要求后，有没有什么事让我比较有成就感，当然有，而且这件事还跟我平生第一次挨打有关。
那是我工作的第四年，门诊遇见一个丈夫带着两个孩子来给妻子治病。据患者丈夫说，妻子患精神分裂症已将近20年，她经常无目的在街上流浪，到点会回家吃饭，吃完饭就又跑了，有时候走得远了，就在外露宿，家里已经不抱希望了，这次来就诊是迫于妻子娘家的压力。
我看到这位患者时，她的头发很脏，夹杂着稻草，硬硬地打着结，就像一头雄狮。她的两个孩子让我更加不忍，一个5岁，一个3岁，一看就是没人疼的，脸上沾满鼻涕，小手也皴皴的，特别可怜。
两个孩子特别打动我，我想孩子都还小，如果他们的妈妈能够恢复，那么她是能够照顾小孩的，我就极力说服她丈夫同意她住院治疗。我跟她丈夫讲，我知道你们家里没钱，我保证会尽我的全力，让你们花最低的费用，把她治疗到一个比较好的程度。这样我就把她收住院了。
话是这样讲了，其实精神分裂症中有20%的患者是穷尽一切治疗手段也改善不了的。但我当时还真是年轻，凭着一股热情，就想去争取那80%。
起初也还真是有效果，她的精神状况有明显改善，已经能够有一些正常交谈，当然交谈中也会有一些妄想内容。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有助于发现她的问题所在。而且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比较好的医患关系，比如医院不允许小孩来医院探视病人，但我觉得让她的孩子跟她见见面能促进她的精神康复，所以每次都是我去找护士长说情。
结果有一天，我正在跟其他患者交谈的时候，她从远处飞速跑过来，冲着我啪的一掌拍在我后背上，当时我一点防备都没有，其实我听到了脚步声，但我看了一下是她也就没在意。这一掌拍下来，我觉得我都要吐血了，心脏也似乎要跳出来了。我根本没反应过来，多亏护士把她拦住，但她还是一副拼了命要挣脱、还想打我的样子。
说实在的，我从小也没挨过打，我特别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觉得我对她那么好，那么尽心尽力，甚至她的家人可能都没有我这么迫切希望她好起来，结果她却这样对我，我又伤心又委屈，眼泪拼命流。
我一度想，我要把她转给别的医生去治疗，因为我觉得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没有那么高尚的情操，不可能将这次袭击完全不放在心上。后来冷静了半天多，我想我还是要跟她谈一谈，即便我不管她了，把她交给别的医生，我也想知道到底我做错了什么。你猜答案是什么？她愤怒地责备我不应该勾引她老公！想不到吧？
真的，她把这谜底一揭开，我所有的不解、所有的委屈都释怀了。我甚至感到高兴，因为我明白了她在那一刻的思维内容，这对我确定治疗目标是一件好事啊！
明白了她的症结所在，我在治疗时会相应加入一些心理治疗的内容，并在充分治疗期和后期的康复指导中都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结果半年后，她临床痊愈（正常服药即可避免犯病）出院了！
她的家人特别感激，当时还流行给医院送锦旗，她丈夫也给我送了一面锦旗。这不是我的第一面锦旗，但这面锦旗上的8个字——“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一直在工作中特别激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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