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春运迁徙之变折射区域经济版图新格局_新闻台

　　“明年不出来打工了，以后不用这么辛苦地赶火车喽。”在杭州城站火车站，来自四川宜宾的孙雅琴扛着在杭州8年积累下来的行李兴奋地踏上回家之路。和她一起的10多个老乡也有此想法。

　　“去年回家就发现家乡变化很大，企业多了，工资也高了，家人劝我不要出来。可我总觉得沿海地区这边的大城市赚钱多些，一年下来，挺后悔当初没听他们的话。”孙雅琴说。

　　今年30岁的孙雅琴在杭州一家服装厂做衣服，每个月的工资3000元，辛苦一年只攒下一万块钱。“这边花销太大了，同样的一件衣服，我们那至少要便宜20％。”孙雅琴说，重庆那边工资也有2000多，“房租、吃住算下来还是在家打工划算”。

　　周雪辉是湖南龙山人，7年前，她来到浙江嘉兴务工，由最初的车间工人一步步做到现在的文员，工作轻松、体面，每月有2700元收入。但即使这样，周雪辉还是和丈夫商量在丈夫老家四川的一个小县城买了房。“等房子装修好就过去，这边生活成本太高”。周雪辉表示，现在回去，“那边正缺人，挣的钱不比这边少，还能待在家门口！”

　　让孙雅琴、周雪辉等许多人离开的另一个原因是，近两年长三角地区经济形势不稳定，受宏观紧缩影响，沿海地区民营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利息高、竞争压力大等多重困难，中小企业普遍的经营困难让他们觉得没有安全感。“以前，我们那里人一提到上海、杭州就觉得那是天堂，可现在不觉得了。”孙雅琴说。

　　来自四川成都的石晓燕是温州金蜻鱼公司的样品工，刚刚经历过温州企业债务危机、老板“跑路潮”的她表示，“温州企业现在形势不好，以前，来温州就能挣到钱，有发展前途，现在不一样了”。

　　确实，许多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孙雅琴们”的想法正在导致中国春运民工迁徙之变。有观察认为，长三角地区农民工迁徙路线由短变长，即来自安徽、江西和原来的“劳工大省”四川、河南等地的农民工人数在减少，云南、贵州、甘肃等偏远地区的农民工人数在增加。来自铁路部门的信息显示，最能显示客流强度的新增临时客车路线悄然变化，今年发出的52对临时客车中，发往重庆的仅2对，郑州只有3对，处于逐年下降趋势中。

　　春运迁徙中农民工面孔变化背后，是东南沿海地区“比较优势”的逐渐降低。作为亚洲最大的纺织面料生产和交易中心，浙江绍兴每年需要100万名来自外地的农民工。但去年绍兴向偏远贫穷的内地劳动力输出大省招工时，却遭到了官方的拒绝。

　　“这是历史性头一遭”，绍兴市就业管理局副局长张浩说，“以前都是他们求着我们去招人，现在却不欢迎我们了”。张浩说，前些年，就业管理局每年都会让企业上报用工需求，然后统一向四川、重庆这些地方的就业管理部门提供招工信息，由对方组织、输送工人，多年来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都把对接劳工作为政府为企业和老百姓的一项服务。

　　令沿海各地不安的是，四川、重庆等地就业管理部门还派人来长三角地区看望本省农民工。“名为看望，其实是来动员，目的是劝说外来务工人员能回去就业，因为当地也开始缺人。”张浩说。

　　过去几年，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多个区域经济中心逐渐出现在中国经济版图上，它们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发掘地方优势，正快速崛起，以其“后发优势”逐渐拉平东南沿海的“先发优势”。

　　“一个月少拿个四五百块钱，我宁愿回老家，因为除去各种花销，最后剩下来的都差不多”，在杭州站，江西人刘向东明确表示明年不会再出来打工，“除非能赚到三四万一年，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省域经济的相互竞争，正带来对劳动力资源的激烈争夺。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就业选择逐渐增多，一路南下、不远千里到沿海地区求职务工的时代逐渐过去，劳动者更多地选择在快速发展的家乡周边就业，向东的农民工迁徙出现“回流”趋势。

　　“走一步看一步吧，等过了年，再看去哪儿”，贵州人万亮武说，“哪儿工资高，就往哪里走”。几年前，无疑是沿海地区工资更具吸引力，但现在，沿海地区民营制造业利润趋薄，工人工资高企，再上涨的空间已经很小，沿海与内陆的工资水平差距逐渐缩小，沿海地区的吸引力正在下降。

　　在外来务工人口输入大省浙江，尽管农民工总人数仍在增加，2011年超过了2000万，但农民工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外省务工者人数共800万人，增长速度已经低于本省农民工增速。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陈诗达说，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荒”是长期趋势，许多劳工大省的劳动力“回流”趋势已经出现。外来务工者的流向结构变化背后，是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嬗变，沿海地区依旧领先，但多个区域经济中心正在快速崛起，“追兵”渐近将是沿海地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记者王政　周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