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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过10年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委员会主席的王元院士有些忧心：即将进小学的孙子孙女如果不喜欢自己研究了半个多世纪的数学，最后是不是仍将被迫卷入奥数培训的滚滚洪流。
每天走在中关村的大街上，这位耄耋老人放眼望去，最多的就是为应试而生的奥数补习班。
他常常现身说法寄语年轻人，一个成功的人一定是由于兴趣爱好而执著追求，才创出成绩的。
面对今天教育的按部就班重重藩篱，他呼吁要给予精英教育自由生长的空间，而他的中学时代恰是对此最好的注脚之一，尽管时代和环境已经大不相同。
距离迈进中学校园已经过去整整70年，王元回顾那些青葱岁月，意兴盎然。
中学不需要门门考满分
王元的初中生活是在战乱与艰难中度过的。
1942年，王元考入了当时的国立二中，这所学校由扬州中学西迁四川后改名而来。
今天的资料显示，王元求学前后从扬州中学毕业的学生中走出了40余位院士。
其时的教育更趋近精英模式，一个县里也不一定有一所中学，“小学班里40人能考上初中的也就三五个。”
“当时的学习太简单，管得不多。”正是得益于这样宽松的环境，精力旺盛的王元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课外，“学了很多人文的东西”。
他喜欢看小说，不管多厚的本本，他都要想方设法看完它，《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更是看过一遍又一遍。
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个知识分子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开始接触莎士比亚作品，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看过的超过了30本”。
看别人拉二胡，王元也动了心，抓紧时间苦练，又肯动脑筋琢磨演奏技巧，不久就成为出色的二胡演奏者。
后来，他又喜欢上画画和游泳。他经常带着画板出去写生。画累了，就脱下衣服跳到湖里痛痛快快地游泳。广泛的兴趣，培养了他不怕困难和强烈进取的精神。只要他感兴趣的项目，他总比别人学得好。
王元快上高二时，全国迎来了八年艰苦抗战的最终胜利。王元一家搬到了南京。
随着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善，从美国漂洋过海传来的文艺电影吸引了王元的目光，那段时间，他每周必看一场，《魂断蓝桥》、《飘》、《卡萨布兰卡》、《哈姆雷特》……那些经典情节，60多年后回顾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整个中学时期，王元的学习成绩始终保持中等水平，“50名同学，一直排在20名左右”，即使相对不错的数学与英语，也远不是班级最好。
但对于那段远逝的年少岁月，王元坦言从来没有过后悔，“我认为中学那样学习是正确的，不需要门门考5分（当时考试满分为5分）。”
音乐和绘画的浸染让自己远离蝇头小利
与数学的缘分似乎在冥冥中注定。
虽然对文艺兴趣浓厚，但王元自觉天分不够，高考第一志愿他填报的全是电机、化工一类的工科专业。
考虑到数学是冷门，王元把它放进了报考志愿的替补队伍，没想到这个保底的选择让他最终走进浙江一所并不知名的高校——浙江英士大学数学系。因此整个大一，王元都在考虑重新参加高考，“转到工科去”。
王元19岁那年，英士大学并入浙江大学，老一辈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均多年执教于该校。
身体不太好、动手能力不强，王元决定一心一意研究数学，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数学研究之旅。
24岁时，因为与波兰数学家合作的两篇论文发表，王元迎来了人生第一次全国范围的“被宣传”，有中央媒体甚至用整版篇幅报道了这项诞生于新中国初期的国际化成果，这在当时的年轻人中绝无仅有。
相较于现在不少十佳少年、神童大学生，盛名之下顿觉飘飘然，王元当时并没有“一吹（捧）就晕了。”
“我不怕吹，因为心态成熟了，知道自己只是做了一点很小的工作”。王元说，这正是得益于当年音乐和绘画的浸染，“那些深厚的意境使人净化，让人知道最高级的享受，不会再去贪图蝇头小利”。
多年后，在很多中学里演讲，面对充满激情和和梦想的青少年一代，王元常常深有感触地告诫，“中学时代一定要全面发展”。
回顾王元的道路，如果太重名利，就不会有此后长长一串华丽的成绩单。
1957年，他在哥德巴赫猜想中证明了2+3（王元证明的2+3表示的是：每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至多两个质数的乘积再加上至多3个质数的乘积——记者注），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在这一研究领域跃居世界领先的地位。
1973年，他与华罗庚联合证明的定理，受到国际学术界推崇，被称为华－王方法。
“当年全国宣传我的时候，我才20多岁，如果不是之后一直努力，现在80多岁了，你也不会来找我了。”这位见惯神童陨落的老人笑言。
精英教育需要自由生长空间
王元的老师华罗庚的故事在今天可能难以想象。
这个聪明而勤奋的初中生考试时，老师经常给他格外的“优遇”，“你出去玩吧，今天的考试题目太容易了，你就不要考了”。
类似的“优待”还包括，这个有点跛脚的19岁青年凭借一篇论文被请到清华大学工作。
循此道路，没有念过高中的华罗庚一步步走向科学殿堂，最终成为中国最有名的数学家。
为什么我国今天出不了钱学森、华罗庚这样的大科学家，王元认为，华罗庚的故事给人启示。
在王元看来，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我国“有教无类”做得越来越好，能够进入学校的人数远远超越自己当年那个时代，但“因材施教”远远不够，“必须承认智慧的差别，允许精英脱颖而出”。
“孔子三千弟子，也只有七十二贤人，就是100人里只有2.4个人是英才，需要因材施教”。王元介绍，西方国家的教育重视英才，因为造福国家、重点创新要靠英才。
与之相对的是，我国对于英才培养重视不够，7岁的孩子，有的只有4岁的智力，有的早就超过了，按部就班一级级的上学制度和考试制度，对优秀的人才是一种藩篱，“就像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读一样的书，变成了要齐步走，最后只有向落后看齐，好的学生被扼杀掉了”。
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教授张寿武曾师从王元。
当时，王元认为自己的研究领域经典解析数论已无出路可言，但看中了他的勤勉和悟性，鼓励他自由选择方向。
张寿武硕士论文答辩时，王元在其答辩完成后说，“我们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考虑到你每天很早就来办公室，很用功，这个硕士学位就送给你了，以后就不能够蒙了。”
至今，这位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新科院士常常庆幸，有这样一位老师能赋予自己充分信任，给予了自己足够自由的空间。
王元则谦称，自己从没有教过张寿武，也没有跟他谈过数学，但张寿武最大的幸运是自己理解他，“不是像有些老师，必须要学生干什么。”
不是英才非要按照英才培养同样糟糕。
王元常常为一个个案唏嘘：自己认识的一个人，小学时家长让念中学的东西，中学时念大学的东西，早早到美国某名牌大学拿到博士学位，遗憾的是，毕业几十年没有一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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