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问题是重大政治问题_新闻台

　　最近，有一位高层次“海归”卖掉了他在美国的洋房回国创业，用这卖房的30万美元换成200万元人民币，却只能在北京四环以内买了一套两居室的二手房。当他们全家从美国原来400平米的洋房换到在北京100平米的二手房后，他的孩子一搬进去就哭了。

　　“几家欢乐几家愁？”近年来，我国城市房价的飙升，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GDP的高速增长，也带动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而历史也证明，住房是一把“双刃剑”，在特定条件下也有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瞬间崩溃、长期衰退，形成严重社会问题、甚至政治动乱。

　　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佛罗里达州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房地产泡沫，催生了美国经济危机，最终导致华尔街股市崩溃，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可以说是二战后日本的“又一次战败”，其国内经济经历着没有曙光的漫长停滞，乃至衰退。1997年，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房地产泡沫破灭，直接导致这些国家经济严重衰退和社会危机，上万亿的货币被其他国家掠走。2008年的美国住房次贷危机，由此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使一些国家甚至全世界都经历着经济衰退的痛苦。

　　连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都无法摆脱房地产引发的经济危机，因此，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则更要高度警惕住房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其危害程度绝不可小觑。首先，高房价对凝聚高级人才形成“倒逼效应”。2008年，留日回国的河北籍硕士毕业生小薛，在北京、上海陆续工作一年，虽然月薪上万元，但是她还是带着“‘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都买不起房”的惶恐又回到了日本去打工。

　　其次，高房价与我们国家战略背道而驰。一些不适当的住房建设占用了大量耕地，这与我国未来的粮食安全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房地产业的暴利，驱使不少企业放弃制造业，使我国的一些重要制造企业和产业迅速萎缩，这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极为不利。同时，房地产业不正常地暴涨，特别是使本来属于权力土地的价格飙升，其溢价部分为少数人拥有，从而严重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差距不正常地拉大。

　　再次，高房价直接危害我国金融经济安全。目前，我国房地产的回稳和下调不是市场机制产生的，而是主要通过限贷和限购政策、限价和问责等行政高压手段实现的，其基础并不牢固。今年走低的股市和房市套住不少包括境外在内的“热钱”。若出现不必要的宽松货币政策，资产价格就会出现报复性反弹，这就为不正常的“热钱”流出境外准备了条件，因此，我国应该高度警惕国际垄断资本“做空”人民币的企图。

　　此外，房地产的暴利也催生着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腐败现象。少数政府官员、开发商和学者相互勾结、捆绑成“利益共同体”，他们通过房地产立项、审批、竞标、建设、预售、炒作等环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使房地产市场更加混乱不堪，并成为近年来腐败案件的“高发区”。这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绊脚石”。

　　住房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从整体上说，应该是人民群众的生活资料，政府应给予保障，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住房问题上的根本体现。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在2011~2012年住房形势与政策研讨会上说：“我们必须清醒认识我国住房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把住房全部作为商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住房里可以有一部分是商品化的，资本可以进入运作。

　　“在特定的范围内可以允许住房成为生产资料。但是，在全部社会住房的范围内，住房不应成为极少数人牟取暴利的生产资料。”李慎明解释说，如果住房全部成为极少数人牟取暴利的生产资料，那么绝大多数人就必然失去住房这一应该必备的生活资料。这必然加大社会的两极分化。“说得严重一点，这还会影响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为国内外敌对分子搞颜色革命和街头政治提供条件，这对党的长期执政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住房是一个性质特殊的复杂体系。李慎明分析认为，从制度层面看，近年来住房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根源在于住房制度与整体市场制度设计不完善与不配套，引起参与主体的预期目标与总体设计目标产生偏差，导致参与主体的行为扭曲和冲动，最终可能导致住房市场和国民经济的失衡。

　　而要从根本上解决住房问题，必须结合国家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对住房制度与政策实施、国家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设计，建立包括制度环境和核心制度在内的整套制度体系，绝不能把当前住房市场矛盾暂时缓解，理解为住房问题的基本解决。

　　2011年，我国住房问题上的宏观调控政策初见成效，不能再重复过去房地产“一热就紧、一紧就叫、一叫就松、一松又热”的怪圈。2012年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之年，必须坚持调控巩固调控成果，一定要把短期政策调控与长期机制变革结合起来，既要抓住当前的机会，一鼓作气顺势而为，又要持之以恒，深化改革。（于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