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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即将过去，有人觉得波澜壮阔有人觉得波澜不惊。放诸历史大视野中，这一年或许确实只是一个大时代中的普通一年。但在这一年我们收获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温州动车“7·23”追尾事故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时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用职业的微笑和手势拼出了一句事后被评为“2011十大语录第一条”的话：“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很快，王勇平被解除了发言人职务。不过，年终回望的时候我觉得完全可以说，2011年，王勇平以牺牲自己的代价向整个中国社会发出了提醒：现在，“信不信”的问题，已经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对王勇平当天的表现，我不愿意用太多的形容词去批评。因为那种情势下，任何一个舌灿莲花者都未必能比王勇平表现得更好，哪怕是后来用6000多字去批评王勇平的前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因为王勇平的角色承受的是两种话语体系的断裂。
我们来剖析一下这句话。这一句话的主干是“你信不信？我信”，但话的关键却在当“枝叶”用的两个修饰词：“至于”和“反正”。“至于”的意思是，“你”信不信，无关紧要。“反正”的意思是，“我”说了，你就得信。
“你”是谁？“我”又是谁？答案很浅显，意义很深刻。
从说教时代到说服时代
2011年的新闻事件依然形色多彩，不过剥去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表象，其实看到的是同一个问号：公众信，还是不信？
一个农民，8个月偷逃了360多万的过路费，你信不信？郭美美的爱马仕是干爹送的，你信不信？我国的宏观税负是远低于世界水平，你信不信？“中华脊梁奖”你信不信？日本大地震后的“谣盐”，你信不信？……
甚至在一些不那么有宏大意义的领域，也存在这样的信不信：你信不信防辐射服没有用？你信不信千滚水不能喝？你信不信米饭被骂能变黑变臭？……
这些事件旁边，其实总有一个人或一群人，通常还是掌握着一定权力和话语权的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大声喊“我反正信了”。换到以前，大家或许也就跟着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说教时代”已经过去，“说服时代”已经到来。
不信的后果
“信不信”并非是2011年才出现的问题。跨越2007和2008年的周老虎事件，已经考验过社会的信任维度。拼出来的虎照旁边，陕西省林业厅的官员们齐声大呼的，其实也就是这句“我反正信了”。如果说在2008年，我们还可以因周老虎的最终破产而欢呼“质疑精神推动公民社会”的话，3年过去，累积下来的“信不信”效应和对“我反正信了”的调侃，已经显示出了阻力效应。
其实，2011年中国的成绩一如既往地精彩：全球经济这边闹金融风波，那边出债务危机，而中国却正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财政收入增幅近20%，人均GDP达4400美元，进入“中等”门槛。天宫和神八完美对接，北斗上天，形象片登陆纽约。
但是因为“不信”太多，公众对这些划时代的进步似乎缺乏以往的热情。因为“不信”，红会百年的声誉几乎毁于一旦，慈善事业遭受重大打击；因为“不信”，本该为中国经济助推的高铁不得不降速；因为“不信”，跌倒在地上的老人屡屡没有人敢扶。就连A股的“十年不涨”，也能看到“不信”的影子。
因为“不信”，舆论和社会资源大量浪费在了争吵和互相指责中。另一个恶果是，因为对“反正信了”的反感，有人对一些漏洞百出的谣言，也以“我反正信了”的游戏心态去接受，去传播，把整个世界更加搅得真假莫辨。
背黑锅的不止是一个被断章取义的北大校长，受害的也不止是一个因不相信医生诊断而几乎断送性命的“八毛门”患儿，“反正信了”的语境，最大的伤害是动摇了社会进步的根基——真相和共识。
谁的错
不管王勇平是否愿意，在那场发布会上，他实际扮演的还是说教时代的“发言人”。我相信王勇平其实是试图以更为“亲民”的话语来回答记者的，但是因为他传递的本质还是说教的信息，于是他自以为的幽默成了笑柄，他想说服记者的努力成为了“雷言”。
说教时代是不需要共识的。因为那种共识本身只是说教的产物之一而缺乏可信度。而说服时代则不一样，无论辩论双方的观点多么迥异，交锋多么火星四溅，要让交流成为有意义的辩论而不是无意义的互喷，双方必须有共识，否则就是鸡同鸭讲，“信不信”永远没有答案。鸡同鸭讲的后果，就是让整个中国失去前进合力，成为一团散沙，这个时候就不得不停下发展的脚步去重建一个共识，然后再寻求发展。而在当前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我们能承受得起发展停滞的巨大代价吗？
具体的做事方式、具体的行进路线可以有争议，但是前进的基础和目标，价值取向则必须有共识。广义的共识，就是中国能够健康地现代化。而“我反正信了”的态度，是在摧毁共识形成的基础，这样的语境和话语体系是必须彻底被消灭的。
描述成绩和进步的新闻，总是被“与实际感受不符”所质疑。原因就在于有人还希望回到“我反正信了，你也得信”的时代，不愿意拿出证据来告诉公众“为什么信”。“信不信”的危机正在由社会焦虑的形式表现出来，主要责任在谁，已经很清楚。
动车事故调查报告
所能庆幸的是，在2011年的年末，我们看到了一份挽回“信不信”危机的生动标本——“7·23”动车事故那份长达3万6千字的调查报告。一向甚为严苛的新京报社论这样给予这个报告“高分”：其一，这份报告展示了“7·23”动车事故发生的全貌，还原了与事故相关的每个环节，事故发生过程的描述甚至精确到了以“秒”为单位；其二，报告并非自说自话，而是充分考虑了民众关切，比如对“提前结束搜救”、“掩埋车体残骸”等网友和媒体当初的质疑，都有相应的回应；其三，报告还展示了民众很多不知情的内容，如动车信号设备研发过程中的混乱、不负责任等；其四，调查报告还包括铁路部门的整改以及对54名责任人的处分，让民众对未来增加信心与信任；其五，报告在文本上力求通俗易懂，尽可能让普通民众接受，比如，对涉及动车的专业术语附有3000多字的说明。
确实，这份报告虽然还存在着可质疑的部分，但在各个细节的具体回应中，我们看到共识被树立：一切以事实为基础，以杜绝类似事故为目标，以中国的健康进步为最终的价值取向。
迎接“说教世界”的末日
在世界末日的调侃式恐慌中迎来2012，同时也迎来“说服时代”。其实，2012是世界末日的说法，也是美国大片打上的娱乐符号而已，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呢？或者说有多少证据能说服大家相信呢？迎接说服时代需要共识，对官方来讲，建立共识的最重要手段是拿出让公众看得见的事实来作为证据。没有证据的说教，在这个时代只能被“不信”。这方面反面的例子太多，也有正面的例证：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楼市的调控确实开始见效了，因为房价下降是能感受到的事实，而不是出现在文件和报纸上的口号。
2012不是世界末日，如果说是，也希望是“说教世界”的末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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