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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觉A股梦。2001年6月，上证指数最高点为2245点，而今年12月16日，盘间最低2170点。中国股市跌跌不休，十年实现“零增长”，市场一片愁云惨雾。
2007年初，当中国股市疯狂上涨时，成思危发出“盛世危言”，预警股市泡沫，此举遭到部分人士的激烈反对，“中国股市迎来了黄金十年，谁唱空谁就是罪魁祸首。”但事实胜于雄辩。
12月12日，民建中央办公楼内，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独家专访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民建中央前主席成思危给出了自己的判断，“从中长期来看，中国股市还是会逐步上升的，我对此坚信不疑。”
2012大趋势
《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怎样？
成思危：2001年，我应邀出席纳斯达克时代广场市场启用仪式时，发表演讲指出：“股市属于虚拟经济，天然存在泡沫，泡沫的膨胀与破灭造成股市的波动。但股市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我一直坚持这个看法。股市总是有熊市，也有牛市，即便在牛市和熊市中，也总是不断波动。
2012年，总体看来，经济下行，通货膨胀率不可能很快下降。估计GDP增速将低于9%，而通货膨胀率可能超过5%。期待股市有很大的上涨，是不太现实的。
有人预计明年股市能到3500点，那不太容易。作为审慎的乐观主义者，我认为，中国的股市是会逐步上升的。上升多少点不太好说，但近期股市点位应该快见底了吧。
终结“圈钱市”
《中国经济周刊》：股市是经济发展的风向标，但中国的股市却让人“看不懂”，更被指责为“圈钱市”。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成思危： 2001年，我就为此写过一篇文章——《让股市恢复本色》。指出股市既有融资功能，也有投资功效，两者并举，不能偏废。但股市重融资轻回报的问题早就存在。有些上市公司被股民贬为“铁公鸡”，尽管盈利颇丰，但就是一毛不拔。迄今为止，这种问题尚未彻底解决。
对上市公司来说，股市是以较低成本来融资的一种渠道，但对投资者来说，股市也是可以获取投资收益的场所。固然，股市有风险，但是上市公司的分红加上股票增值起码应该高于银行利息。否则，既不合理，也不公平，更不利于股市的健康发展，必须要纠偏。目前，证监会强制规定，上市公司要分红，就是一条有力的纠偏举措。
《中国经济周刊》：每到岁末年终，上市公司会出现一股不小的高管离职潮。您怎么看？
成思危：这种现象很糟糕。我曾经和深交所的同志讲，应该特别注意这种事。
第一，他离职就是对上市公司没有信心。既然上市公司宣传得这么好，那你为什么要离职？这里面可能有问题。第二，高管离职就是套现，套现套的都是股民的钱。按道理来说，作为公司高管，你没有把公司管理好，没有给投资者合理的回报，你就先拿了大家的钱跑了，这从道义上来说，也不合适。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杜绝这种现象？
成思危：我们对上市公司高管离职应有严格的审计，对高管离职套现要有一定的限制规定。应该更严格规定高管股票禁售期。
除了禁售期外，应该不准一次大量套现。国外高管持股比例通常比我们低。中国有些高管还是当初的创业者，既是高管又是较大的股东，持股较多，套现金额就比较大。
我们应该有一系列针对性的制度设计，譬如，从高管持股比例、所持股票的禁售期以及套现时间都应该有一定的限制。每个环节都需要通过严格的审计和评估。
地方政府的“最爱”
《中国经济周刊》：地方政府为什么对上市公司情有独钟？上市后如果业绩变脸，地方政府又会“逢死必补”，原因何在？
成思危：中国股市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在股市面世之初，采取了分配指标的方式。各地区、各部门都会被分配一些上市公司的指标。谁拿到了指标，谁就拿到了上市的通行证。地方政府就把这些指标分配给那些发展比较好，同时与地方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地方企业，这就是中国特有的地方政府与本地上市公司的不解之缘。随着中国股市的发展，地方政府与当地上市企业的关系逐渐规范，但上市公司的数量似乎成为某地经济发展的一种标志性的数据。
上市公司的壳是很珍贵的资源，买壳上市要比企业申请上市容易得多，成本也会大幅降低。为此，地方政府不舍得放弃。有些上市公司业绩很差，或者出了问题，地方政府还是要保它。怎么保？其实，补贴问题还是比较小的，地方政府推出各种各样的资产重组，往往问题更大。这种现象是不公平的。一方面，投资者在亏损，与此同时，上市公司却拿着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高管拿高薪。这种现象很不合理，中国应该建立严格的退市制度。
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来看，企业退市很正常。一般来说，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强迫退市，如果股票在股市表现太差，强迫退市。比如纳斯达克规定，某一只股票价格长期徘徊在1美元以下，就必须要退市。第二种是通过并购后退市。第三种是主动退市，有些企业不愿意再接受公众的监督而作出的自主选择。
但不管怎么说，退市制度是一定要有的，不把坏孩子赶出去，好孩子就长不大。股市鱼龙混杂，对股市发展是不利的。
《中国经济周刊》：怎样“把坏孩子赶出去”？
成思危：五年前，我就提出中国应该建立严格的退市制度。现在，证监会也强调这一点。退市要有一定的标准，但退市制度必须建立。
中国上市公司的数量总是在不断增长，这是不正常的。从国际惯例来看，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数量是会减少的，但当中国GDP增速放缓，经济在下行时，上市公司的数量却依然在增长。
“三会换帅”影响有限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10月29日，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三会换帅”，这对中国资本市场会产生哪些影响？
成思危：“三会换帅”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影响有限。因为很多大的决定都不是证监会自己能决定的，比如国际板何时启动等。中国资本市场总趋势不会有大变化，但不同的领导人可能有不同的领导风格。
目前看来，郭树清的“三把火”是烧起来了。证监会推出的几条措施，如建立退市制度，要求上市公司强制分红，严厉打击内幕交易等，这些我都非常赞成。
中国股市监管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根源在于，国有上市公司是政府的“亲儿子”。一旦“亲儿子”出了问题，证监会准备处理的时候，往往就有政府某部门或者某地方政府来说情，导致他们很难下重手来处理。
不过，这个问题要想解决，并不难。只要最高层下定决心，不管你是谁，该处理就得处理。否则，证监会有时会很被动，又很无奈。
《中国经济周刊》：在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进程中，哪些问题您比较担忧？
成思危：中小板与创业板界限不清。当年率先推出中小板，是因为创业板条件还不具备，要逐渐由中小板过渡到创业板，但现在却变成了两板并存。
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界定不清晰。从实际来说，问题在哪呢？当初，证监会规定，所有主板的增量都到上海，而对深交所来说，中小板是它主要的增量，但现在创业板也是，因此不愿意把中小板和创业板合二为一。另外，中小板与主板之间的界限，也没有创业板和主板之间那么清晰。
现在，我们有了“三板”，即代办转让系统。“三板”应该有两个作用，一是“孵化器”，二是“垃圾桶”。所谓“孵化器”是指好的公司在不够上市条件前，先到三板挂牌交易，等成熟了再上主板，但那些想上市的公司都觉得上市的收益要大，即便挂牌交易股票，交易量也很小，他不愿意卖，要等着上市再去卖。
而“垃圾桶”，是指那些退市的公司股票交易的场所。如果没有交易，投资者拿的就是一张废纸。如果整顿好了，可以复牌再入市。现在因为退市制度还没有严格地建立起来，“垃圾桶”的作用就不明显。
目前看来，这两个作用并未真正发挥作用。这样，三板就不够活跃，这些都需要靠建章立制来解决。
“进步不小，问题不少”
《中国经济周刊》：您怎么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得与失？
成思危：2001年，我领导《证券法》执法检查组检查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时指出：“宏观看来进步不小，微观看来问题不少。”10年过去了，这两句话依然适用。
从进步来说，譬如，实行了股市全流通，不再是“半边市”。除了主板外，还创立了中小板和创业板。资本市场的规模也扩大了。从问题来说，如退市问题，高管套现问题，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的“溺爱”，还有虚假信息、内幕交易等。中国股市要想健康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一个健康的股市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成思危：健康的股市需要满足四个基本条件：第一，国家经济的基本面要好。当前，我们正处于结构转型期，对股市当然有影响。股市最灵敏的是资金进出。如果股市净流入资金是正的，股票数量没有增加，股价就上去了。如果净流入资金是负的，股价自然会下跌。资金进出与国家政策、投资者信心和银行利率都有关系。最近，股市之所以比较严峻，与中国经济下行也有关系。
第二，上市公司质量要好。短期评价是财务绩效，股票投资回报率要高于债券回报率，至少应高于银行存款利率。长期来看，公司治理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我曾经鼓励南开大学进行相关研究，他们提出了“南开公司治理指数”，从6个方面确立了19个评价指标。从前几年的指数看来，可以说，中国大部分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都是不及格的，及格的仅有30%左右。这说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三，监管要改善。股市监管应该合法、合理、适度、有效。证监会出台新规能否对症下药，药到病除，谈何容易。比如股市疯涨的时候，提高印花税，股市还在涨；股市下跌时，减少印花税，但股市还是跌。说明这一措施未能改变投资者的预期，效果自然很有限。
第四，投资者素质要提高。经过20年的锻炼，中国投资者素质确有提高。过去散户特别多，现在机构投资者逐渐增多。但机构投资者不应该偏重短期行为，那样就等同于大散户，但由于其资金雄厚，信息较灵，会进一步损害散户的利益。机构投资者更多地应该关注价值投资，不应该搞短期投机性的卖出买进，追涨杀跌。
中国股市的换手率比国外高得多，为什么？就是没有坚持价值投资的理念。股市的重要作用就是扶优汰劣。如果ST公司受到热捧，好公司反而无人问津，这是绝对不合理的，这样的股市是要出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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